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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纪成了我谋私利的工具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2008年4月23日,曾锦春在一审法庭上受审。曾妍摄

反腐纪实作品《巨贪曾锦春》一书正在热卖中


  本报独家首发
  
  曾锦春忏悔录:
  
  法纪成了我谋私利的工具
  
  本报记者 蒋伟 整理
  
  编者按:本报3月19日第472期、3月22日第473期连续推出《巨贪曾锦春的刑前对话(上、下篇)》后,社会反响强烈,在长沙、郴州、岳阳等地的报刊亭,《法制周报》被抢购一空,许多读者表示,曾锦春的刑前对话,震撼人心,发人深省,对广大党员干部是很好的反腐警示教育教材。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法制周报》本期继续推出“曾锦春的狱中忏悔录”,通过曾锦春刑前的深刻忏悔作为警示,以增强广大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为加强反腐制度建设提供思考。
  
  “像赌徒赌红了眼”
  
  “我像赌徒赌红了眼,孤注一掷,结果全盘皆输,蜕化成可耻的腐败分子。”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猛烈冲击着社会,打开窗户,苍蝇、蚊子也随空气乘虚而入,追逐名利、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的东西不断袭来。开始,自己也还是比较自觉拒腐防变。当然,这种自觉来自清清楚楚的是非观念和扎扎实实的自控能力。
  
  有一次我去看望临武县老县委书记,我当过他的秘书,由于在位时,他三个小孩都没安排好工作,现在都下岗了。他只得请我帮忙,真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我想我不能像他,有权便要用足,不要过期作废,再来后悔。早些年我都要去给原郴州地区一位老领导拜年。我了解他和子女的经济状况,他的子女因为没有钱经常吵架,闹得家庭不和睦。
  
  当时,我想再也不要让我的子女受苦了,身后一定要给他们留下足够的钱才好。
  
  每年的全市老干座谈会我都参加,有时会个别与他们交谈,当谈到在位时门庭若市,离退休后冷冷清清,真是人走茶凉。虽不说有失落感,却也有一些孤独感。我想我不能像他们那样,我退休后要去赚钱、去开矿,可到有股份的地方去当顾问,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当我看到市委书记李大伦、市长周正坤有严重经济问题已被查办,而我自己被省纪委查过三次没有查出什么问题时,我想,现在有人给我送钱,又不是我要的,有送不收白不收。自己去外地考察、旅游,看到那些民族英雄的塑像,下乡调查研究,看到一些村里过去当官的留下的碑文、塑像,我想,如果自己能赚很多的钱,在我和老婆唐国菊出生的村子建两个现代化农村,要他们也为自己塑个像,留个碑文什么的,就可以流芳百世。
  
  由于这些想法,在我思想上,什么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什么当官管一阵子,有钱管一辈子;什么人走茶凉;什么自己过去苦,今后不要子女受苦;什么有钱送来,不收白不收;什么身后留名,流芳百世等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特别是最近几年,自己年事已高,不趁机捞一把,以后就没机会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人无廉耻,百事可为”。这时捞钱就能不顾其他了,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什么要珍惜领导干部、纪委书记的声誉,都慢慢地淡忘了,甚至忘得一干二净。我像赌徒赌红了眼,孤注一掷,结果全盘皆输,蜕化成可耻的腐败分子。
  
  “我就是这样的危险分子”
  
  “慢慢地,时间长了,什么别人的东西‘虽一毫而莫取’,什么‘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全忘了。”
  
  大文豪苏轼就说过:“……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我多次参观瞻仰毛泽东同志在郴州市桂东县沙田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旧址,看到有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规定。
  
  
  1997年春节,临武县统战部一个副部长来我家拜年,平常总是提点烟酒,可他这年却拿来一个一千元红包。我和我老婆开始不肯收。他却振振有词地说,“书记,两瓶酒、两条烟超过一千元。你不吃酒,不抽烟,给你还难处理,而且提起来也不好看。一个红包方便多了。”我听了他的话,感到在理,默许了,并收下了这个红包。这个缺口一打开,其他送来的红包照收不误,几年来便收了红包礼金一百多万元。
  
  我是纪委书记都这样做,把整个郴州市的风气也带坏了。
  
  中纪委、省纪委三令五申严禁红包礼金。市纪委每年都要下文禁止,清理红包礼金。我每年也交一万至两万给市纪委,可是清理后每年至少还有几十万红包礼金,收多交少,做做样子。
  
  郴州市是全国有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对党政干部参股办矿、办企业,中央、省、市也有规定,可我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自己懂点采矿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开矿最能赚钱,一本万利,对实现自己的“抱负”有利。于是,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挖空心思在七个地方参股办矿,有时自己还去看地形,出谋划策。为了办矿,自己不顾党纪国法,收受大额贿赂,投资2007万元办矿,分红利达一千多万元。
  
  为了应付组织上的查处,我便以何某、朱某等个体老板的名义入股,欺骗组织。每年全市都要搞矿山整顿,市纪委也查处了三十多名投资入股办矿的党政干部,可我查别人,不查自己,自己还不以为耻,反以为乐。市纪委书记如此,别人也可以跟着学坏样,带坏了风气,年年整顿后又死灰复燃。
  
  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一旦脱离了党纪条规的约束,就像盲人骑瞎马,胡乱狂奔,误入歧途。我就是这样的危险分子。
  
  “最开始我也曾抵制了一些诱惑”
  
  “权力越大,阿谀奉承的人就越多,面临的诱惑也越多,而自己的思想改造也越来越放松,私欲就越来越膨胀。”
  
  最开始时,我也曾经抵制住了一些诱惑。记得在花塘公社担任党委书记时,一次下到大队工作,大队有个当招待的女孩,二十五六岁的样子,长得很漂亮,笑起来有两个好看的酒窝,一双勾魂的丹凤眼,她对我就明显地有那种意思,她给我送茶时,时常趁机有意无意在我手上捏两下。熟悉之后她千方百计地靠拢我,有事没事常到公社办公室来找我。
  
  有一次,她到我在公社的住房来,拿出几双精致的鞋垫送给我,我不要,她就说是我老婆托她送来的。我说,“既然是我老婆送的,她怎么没有告诉我啊?”她趁机挑逗我说,“我就不能做你的老婆啊!”我赶忙制止她,要她不要胡说八道。还有一次我在驻点的村子里,她又找来,一进我的住房就主动坐到床上,还说坐床上舒服,没有事就不能来坐一坐啊。我知道她的意思,态度强硬地把她赶走了。
  
  1993年,我在郴县当县长时,有个在临武认识的老板在郴县开矿,要我关照,给我送来20万元被我当场拒绝了。那个时候20万可是个天文数字啊。还有一次,我接到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原来她是我在临武县蹲点时认识的,她说在酒店的房间等我。因为是熟人,我到酒店见了她,当年那个伶俐可爱的小女孩如今变得楚楚动人,她说想请我帮忙调动一下工作,由县文化馆调到县劳动局。我答应先看情况再说。接下来,她讲了自己感情生活的失败,现在离婚,孤身一人。从这次以后,她经常来找我,眉目传情,投怀送抱,但我都拒绝了,顶住了诱惑。
  
  为什么那时候自己能自觉约束自己,抵住各种诱惑呢?主要是那个时候有理想、有抱负,思想纯真,身在基层,想干出一番事业,做出成绩,得到上级领导和组织的肯定,从而升到更高的位置上去。可是权力与诱惑是孪生兄弟,权力有多大,诱惑就有多大。随着职位的升迁,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权力越大,阿谀奉承的人就越多,面临的诱惑也越多,而自己的思想改造也越来越放松,私欲就越来越膨胀。
  
  2001年底,我参加了郴州市在深圳的招商引资会,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城市的风采。晚上我被邀请参加一家高科技产品公司董事长的宴请,吃的是鲍鱼、龙虾等海鲜,喝的是路易十三的高档酒,饭后又安排去桑拿,服务小姐个个年轻漂亮,桑拿后还去卡拉OK,夜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有滋有味,听说招待费一套下来花费三万多。再看看那些老板,坐的不是奔驰就是宝马,每人身边还有一个漂亮的“小蜜”,连六七十岁的老板也不例外,不用偷偷摸摸,遮遮掩掩,而是大大方方,甚至是炫耀。这种灯红酒绿、流光溢彩的生活,将人的欲望引诱得蠢蠢欲动。
  
  我当时心想,自己虽是个厅级干部,一年的工资也许不够他们一晚的开销,要过上他们这样的日子,除非有大把的钱,现在在位还有人请客,一旦退下来就只有当看客的分了。要搞钱只有在退位之前搞,自己只有几年时间就退了,若再不搞点钱,今后就没机会了。
  
  从深圳回到郴州后,我收钱的欲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了,胆子也大多了。回来不久,就收了几个矿老板和建筑商送的几百万元的贿赂。特别是快到离任的几年里,收受贿赂到红了眼、发了疯的地步,这是典型的利令智昏。现在回想起来,收了那么多贿赂,竟是开心的时候少,担惊受怕的日子多;睡安心觉的晚上少,噩梦连连的夜晚多。特别是郴州市副市长雷渊利、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相继落马以后,我更是风声鹤唳,经常茶饭不思,欲进又怕,欲罢不能,那情形已酷似一个疯狂的赌徒,没有人可以讲知心话,唯盼祖宗和神仙保佑,让自己平安着陆。那个时候,我表面上看来底气十足,其实早就外强中干,这种日子又何来幸福可言?更可笑的是,贪来的钱财,平时都舍不得花,直到被没收。
  
  用唯心的观点看,这真是因果报应。“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用唯物的观点看,这是长期以来忽略思想改造的必然结果。
  
  “出事后他们把刀插到我两肋”
  
  “当时在郴州,我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匪气,法纪在我眼里就和我手中的权力一样,都可以变成我谋取私利的工具,变成打击对立面、排除异己的武器。”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权力具有自私、扩张和侵犯的天然属性,任何权力如果没有内部相互制约和外部强力监督,就会为非作歹。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霸道的公权人物,而失去理智的公权人物自然会把权力和权力机构变成自己称霸的工具。
  
  我作为纪委书记,手中拥有了这种不受同级制约的权力,慢慢地变得霸道自私,甚至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我利用手中的权力党同伐异、胡作非为,利用手中的权力培植亲信、谋取私利,出了任何问题,我可以利用权力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送了钱给我的、与我有利益关系的干部,我可以让他们升职,对那些不听招呼、妨碍我利益的干部,我也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予以打击,排除异己。在郴州,我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匪气,法纪在我眼里就和我手中的权力一样,都可以变成我谋取私利的工具,变成打击对立面、排除异己的武器。我利用这个武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情形久而久之,让我变得狂傲自大,贪欲与日俱增,终至失去理智,视党纪国法如无物,有点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了。
  
  没有约束力的权力必然寻求权力出租,在经济社会,有权力出租方就必然有受租方来满足各种需求,要钱给钱,要色给色。于是演绎成官商勾结、官色勾结,践踏法律,危害社会。我的所谓情妇有哪个是对我有真感情的?我的几个所谓干儿子有谁真正是拿我当爹看的?还有那么多老板、朋友,甚至亲戚,又有谁真正会为我两肋插刀呢?在我出事之后,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基本上都把刀插到我的两肋来了。他们无一不是看中我手中的权力来巴结我,真正的目的都是为自己谋利益。
  
  在我从政的几十年中,只有1986年郴州地委查过我一次和后来省纪委查过我三次,我都顺利过关。郴州地委查的那次,我本来就没什么问题,自然能过关。而省纪委查我的那三次就不是因为我没有问题,而是没有查出问题,因为举报我的人没有真凭实据,有真凭实据的人又都是好不容易才和我搭上关系,我是和他们的利益紧密相关的人,搞倒了我就等于他们自断财路,自损保护伞,他们自然就不会出卖我,省纪委自然也就查不出我的问题了。没查出问题,省纪委自然不好把我怎么样,郴州市的其他党政司法机关就更奈何不了我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能约束住我的就只有我自己了,可是我对思想、道德、操守的自我约束力早已丧失,我对自己已经变得毫无约束力了。从这个层面上看,我走上腐败之路又是必然的。我们党和政府对待反腐败这个难题可以说是绞尽脑汁,用心良苦,措施不能说不多,决心不能说不大。多少年来,我们都努力探讨“制度反腐”,从廉政内助、廉政承诺到廉政账号等等,既有声势浩大的廉政展览,也有参观监狱的警示教育,还有观看反面典型的电教片,更有大量的廉政手机短信,所能看所能想的办法都想到了,其中既有威慑、杀伤力巨大的措施,也不乏许多温馨的做法。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雷声大、雨点少,口号喊过之后,一些人却没当回事。
  
  仔细想来,我们国家不缺党纪国法,也不缺规章制度。我曾经统计,到2006年上半年止,仅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就达三百零二条,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就更多了。如果把这些规章制度执行到位,那我们的党风、政风、民风肯定是另一番景象。如果把法律法规和党的各项规章制度看做生命,那么执行就是前提,失去这个前提,生命也就不存在了,再好再多的法律和规章制度都是一纸空文。一旦执行到位,法律和规章制度就会显出无比的威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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