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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名牌白酒涨价的三大恶果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

  全国政协委员伍中信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警惕名牌白酒涨价的三大恶果

  
  本报记者 朱春先 文/图
  
  “每年参加全国‘两会’,没有一年感到轻松,反而感觉到压力更大,责任更沉重”,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湖南省委副主委、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伍中信,在北京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对于今年群众关心的一些热点话题,诸如白酒涨价、石油价格频繁上调、国企利润上交明显不足、明星出场价格高得离谱等等,伍中信均发表了自已独到的见解。
  
  油价上涨挑战国民承受力
  
  《法制周报》:在今年“两会”期间,您曾专门就群众关心的石油定价问题,做过一个提案,在您看来,现在的石油定价机制,受到民众质疑的问题主要在哪些方面?
  
  伍中信:我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成品油定价调整机制,是国家发改委根据国际油价变动适时调整的定价机制。具体办法是,国家发改委根据新加坡、纽约和鹿特丹等三地以22个工作日为周期对国际油价进行评估,当三地成品油加权平均价格变动幅度超过4%时,即调整国内成品油的价格。
  
  与国际油价跟进的定价政策最直接的后果是,带有高度垄断性的石油经营企业,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人们质疑,在油价与国际接轨的模式下,为什么油价总是升急跌缓?石油企业为什么拥有高福利?
  
  为了保护环境,维护消费者权益,我们建议根据“成本+合理利润”的定价方式确定国内燃油价格,同时收取燃油税。这样,消费者兼纳税人至少知道油价的一部分是交税了,这也为立法控制这部分税收的用途奠定了基础。但垄断利润却是直接落入了国企口袋,部分化作“过节费”、“招待费”、“差旅费”、“学习考察费”了。
  
  《法制周报》:很多年来,人们习惯将米袋子和菜篮子的价格变化,来作为物价指数变动的“晴雨表”,随着汽车的普及,石油消费已成为大众感受价格变化的新型物化指标。有人建议,应将石油价格变化当作新的物价指数的“晴雨表”,对此您怎么看?
  
  伍中信:由于各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的不同,米袋子和菜篮子价格都有明显的不同,在各地缺乏可比性,用其当作全国价格升降的指标显然不准确,但石油在全国是一个价,一涨就全国都涨,一降就全国都降(部分地区除外)。用它的价格变化来反映全国物价指数的变化,具有指标统一、客观真实的作用。
  
  我认为,作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物价涨跌的重要参考指数,应该让石油来取代过去的米袋子和菜篮子。以长沙为例,现在该市的小轿车已经突破100万辆,由此可见,石油价格的上涨,已经全面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法制周报》:有人质疑,石油价格的变化,总是涨得快跌得慢,您的分析结果是什么?
  
  伍中信:最主要的是涨价机制不透明。根据有关规定,国际油价在一个固定的周期内,每上下4%就要调整一次,但涨得快跌得慢已成为公众诟病的一个恶习。打一个比方,国际油价连续22个工作日从80美元/桶到83.2美元/桶,平均涨幅达到4%,国内油价就要上调一次,而从83.2美元/桶跌到80美元,却因为跌幅没有达到4%而不会启动调价程序,这样实际上每涨一次价就垫高了一次向下调价的基数。而从实际效果来看,也成为涨得快跌得慢的一个关键因素。
  
  国企上交红利少损害民众利益
  
  《法制周报》:最近,关于大型国企以垄断资源形成高额利润的议论,颇受民众诟病。在提案中,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垄断国企的高额利润在扣除各种补贴收入后,实际上是亏损的?
  
  伍中信:国企高额利润并非真实利润,是虚假利润。国有垄断企业一方面有垄断权,另一方面有很多所谓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使它们少支付了很多有关资源的成本,虚增了太多利润。有研究显示:如果把过去8年名义利润总额中去除各种补贴等收入,2001年至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整体上国有企业是处在亏损的状态。那些所谓的利润本来应该交到老百姓手中,但被企业的高管、企业的员工福利等花掉了,这本身就不是在创造利润,而是在吃成本。国企的这种虚假利润严重影响了收入分配,国企职工平均的收入水平是社会平均水平的5到10倍。要改变这种状况,治本措施就是打破垄断。建议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进入关系国计民生、国民经济支柱、国家安全的领域;下一步应该收缩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整合国有资产,放开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大行业。
  
  《法制周报》:一方面,国企享受着各种政府的补贴收入,另一方面,在红利上缴方面,却又显得吝啬,对此您怎么看?
  
  伍中信:2009年国有企业上缴比例仅约6%。2011年国企上缴利率比例将提高,从2007年后的5%和10%两档,上缴比例提高到今年10%和15%两档。其中,烟草、石油石化、电信、电力这样的垄断型央企上缴比例从10%提高到15%;一般性竞争领域的央企由5%提至10%。但是比例仍不大。总的来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绝大部分用于国有企业内部,即“体内循环”,而很少用于民生领域。国有企业在不公平竞争情况下,将本应作为土地和资源等要素收入转化为利润,在上缴的红利比例太低的情况下,既夸大了企业的绩效,又使得大部分要素收入流入国企口袋,损害了全国人民作为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应该在国企监管机构下设立审计机关,充分发挥审计综合监督的优势,逐步提高红利上缴比例,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的产权利益。
  
  应警惕名牌白酒涨价的三大恶果
  
  《法制周报》:据我所知,在您的发言中,您一度提到茅台酒涨价的不良后果。您的主要观点是哪些?
  
  伍中信:名牌白酒随意涨价很不应该,至少应有一个审批程序。茅台酒涨价起了一个带头作用,其他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都跟着来,带动酒的整个产业成本的攀升,提升了其他上下游产业的价格。以餐饮而言,酒贵菜便宜的现象,在白酒涨价初期很普遍,一顿饭下来,酒的消费往往占到整个餐席的70%甚至更高。但随着茅台等白酒的涨价,很多餐饮行业坐不住了,他们的菜价也慢慢跟着往上调。
  
  《法制周报》:具体来说,以茅台酒为代表的知名白酒的涨价风,所带来的后果是哪些?
  
  伍中信:一是进一步推升挥霍浪费之风。众所周知,消费高档白酒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公款消费,二是商务应酬,前者不仅催生出腐败的温床,而且还将提升公务接待整体成本。原本几百元可以解决的接待费用,现在因为一瓶酒就要增加上千元,而且为了与酒的高价相匹配,其他餐饮项目也水涨船高;后者则直接推升了企业的整体运作成本,并将这种成本分解进入最终的产品价格当中,成为市场涨价的诱因。
  
  二是做假酒的将会越来越多。低收入阶层一个月的收入不如一瓶酒,在茅台酒频频涨价的背后,一些不法份子看中了做假酒的暴利,铤而走险制贩假酒现象越来越猖獗,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和食品安全。
  
  三是直接提升送礼者的成本,形成恶性循环。通常购买高档烟酒的人往往都不是最终的消费者,而消费高档烟酒的人往往都不是掏钱购买的人。以茅台酒为代表的高档白酒的涨价之风,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送礼者的送礼成本,这些人送礼之后,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会在他的权力范围内加倍地“挣”回来,这样的后果是使得我们的这个社会的肌体遭受严重损害。
  
  对明星出场费
  
  实行最高限价

  
  《法制周报》:作为一个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的领导者,我听说您在此次“两会”期间,做了一个《关于规范演出市场、制定演员演出价格标准、实行最高限价的建议》,让您作出一个与本职工作基本无关的提案的诱因是什么?
  
  伍中信:现实生活中,我看到很多生活条件不是很好的民众,为了所谓追星,往往花很多钱去看什么演唱会,有的甚至花一个月的收入去看一场演唱会,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什么是民生问题?这就是民生问题,作为一个政协委员,理应关注这种畸形现象。
  
  《法制周报》:在您看来,明星出场费随意涨价的行为,带来了哪些恶性的社会后果?
  
  伍中信:近年来,演艺市场呈现快速发展但秩序比较混乱的状况。很多大牌明星漫天要价,造成演出市场极大混乱,带来了一些列社会问题。一是极大地推高了活动运营成本和演出门票的价格。二是折射出公款追星的潜腐败行为,极大的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三是明星身价增长的随意性,泛起了社会的浮躁之风。
  
  长期以来,演员(歌手、小品、魔术等)只要上过春晚或者参加过电视台举办的节目(比赛),就可以从几百元或者几千元飙升到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演员的报酬没有上限,开价多少都是自己或者经纪人说了算,而且都是税后款,不用交个人所得税。这种不以艺术水准提高为评估标准的身价确定方式,催生了千千万万青少年一夜成名的梦想,才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不以提高艺术造诣为根本,而冒着毁容的巨大风险去做整容手术,实在是不利于艺术的发展,也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港台演员在港台和其他地区演出身价远远低于大陆,让人质疑。
  
  《法制周报》:听说在您的提案中,对中国演出市场和明星出场费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请您简要介绍一下。
  
  伍中信:为了促进演艺市场的健康发展,促进艺术水准的提高,我建议,尽快制定演艺人员价格评估标准,制定演艺人员演出报酬指导价格,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最高限价。建立演艺同盟,搭建市场交换的公共平台,真正形成由市场决定价格的价格形成机制。制定演出活动行业的行业标准,出台相关规定和措施,规范演艺人员的行为规范,提高整个行业的职业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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