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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女居家六年竟成“网上逃犯”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湘潭女子童卫红相夫教子,遭遇山西警方“跨省追逃”
  
  宅女居家六年竟成“网上逃犯”
  
  本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文/图
  
  2011年4月15日下午6时,湘潭市岳塘派出所的大院内,一场突如其来的阵雨,荡涤着院内的污泥浊水,直向门外冲去。
  
  一场仿如暴雨一样突如其来的“追逃事件”,将李峰和他的妻子童卫红,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普通百姓,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
  
  “六年未出省却遭跨省追逃”事件的主角童卫红,此刻已经回到家中。在此之前,她作为山西省偏关县公安局网上通缉犯罪嫌疑人,被湘潭警方控制。晚上9时许,山西警方人员避开所有媒体,与童卫红及其弟弟在湘潭一家酒店见面。
  
  “山西警方已向我澄清事实,承认这是一起冤案,他们承诺尽快撤销网上通缉。”童卫红说。
  
  一个在邻居眼中老实善良,整日在家相夫教子,甚至一坐车就会晕车的普通女子,是如何卷入到一场数千里之外的刑事案件之中的?《法制周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我成了网上‘逃犯’,
  
  这不是开玩笑”
  
  “姐姐三岁的时候,和我父亲随军到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在那里生活了三年,我也在那里生活了三年。”
  
  在童民勇看来,这是胞姐童卫红与山西的惟一联系。自从父亲转业回湖南后,童卫红姐弟就再也没有去过山西。
  
  “人们都知道洪洞县的苏三,是一个冤比窦娥的人物。一曲《苏三起解》,唱得无数国人唏嘘不已,没有想到我姐姐成了现代版的苏三,坐在家中祸从天降……”
  
  童民勇说,4月4日晚上,姐姐给他打电话,称自己被山西省的一个公安局通缉了。
  
  “我当时下意识地反问她,不会是真的吧。”童民勇说,当时他还以为是姐姐在愚人节里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
  
  “不是开玩笑的,通缉令都已经上网了。”在电话中,童卫红说完这一句话后便开始哭了起来,这下,童民勇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深深知道,自己的姐姐性格温和,从不与人结怨,更不可能到千里之外的山西“去作案”。
  
  “我们家里人都知道,姐姐不能坐车,一坐车就会晕。平时过年过节,从湘潭回涟源老家,大多数情况都是我姐夫一个人回来。”
  
  4月3日,是童卫红父亲的生日,由于不能坐车(从湘潭到涟源市水洞底镇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李峰作为代表回到涟源为岳父做寿,也就是在这次回家时,李峰从一个当铁路警察的熟人口中,得知妻子童卫红已被山西警方列为网上追缉的逃犯。
  
  “如果办错了,你可以去告!”
  
  “我当时就傻了。心想这怎么可能呢?”事隔十二天后,李峰在岳塘派出所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岳塘派出所,李峰通过公安网《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查询得知,2010年5月1日,“童卫红”在山西省偏关县寻衅滋事,已成为刑拘在逃人员。黑纸白字的登记表,再加上清晰的相片资料,让李峰夫妻惊异不已。
  
  事态显然十分严重。
  
  4月4日,童民勇在接完童卫红的电话后,立即建议她找一个律师获取法律援助。
  
  “律师的答复是,如果情况不属实,应该立即提起申诉。”
  
  就在童卫红找律师的同时,在涟源市杨市镇政府工作的童民勇决定,通过公开咨询的方式,向山西方面了解详细情况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通过114查询到山西省公安厅的电话后,童民勇得知此案的办案单位是山西省偏关县公安局。接着,童民勇又将电话打到偏关县公安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将该案办案民警的电话告知了童民勇。
  
  4月6日傍晚6时许,童民勇拨打了徐姓警官的手机。
  
  “我姐姐从来没有去过山西,怎么可能成为追逃对象?”童民勇接通徐姓警官的电话后,将自己的疑问提了出来,“有人指认她,我们已办理了正规的法律手续。”徐警官的话让童民勇大吃一惊。
  
  “我当然知道姐姐没有去犯案,却没有想到那位警官在我们打去电话后仍坚持这样说”。童民勇说,如果真是犯罪嫌疑人,早就跑了,还怎么敢打电话来质询?
  
  “那位姓徐的警官,在电话中态度强硬,他说,‘如果办错了,你可以去告!’”童民勇接下来问道,“你能负这个责吗?”“能负!”徐姓警官仍然很干脆地回答了他。
  
  这次通话大概持续了两分钟左右。
  
  在这次电话中,童民勇得知,姐姐童卫红被拖入了一起严重的刑事案件。“2010年5月1日,童卫红伙同邓湘红(音),纠集众多人,打砸偏关县城关镇两个饭店……”
  
  令人倍感蹊跷的是,涉嫌寻衅滋事罪的“童卫红”,不仅人口信息与童卫红完全吻合,而且在逃人员登记表上的相片也是她的。
  
  接完电话后,童民勇的心情变得异常复杂起来。随后,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当天晚上,登陆山西省公安厅网站留言,直接向山西省公安厅反映情况,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二是告诉姐夫李峰,要他们第二天立即去湘潭寻找媒体支持,将此事向社会公布。
  
  由女警陪住酒店“被控制”
  
  很快,这一事件便演变成了一场媒体争相报道的公共事件。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十余家各级媒体记者,纷纷来到湘潭找到李峰进行采访报道。
  
  令人不解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李峰再次将电话打到山西省偏关县公安局找到徐姓警官的时候,得到的答复仍然是“通过同案人员指认,确定童卫红为该案在逃人员”。
  
  “徐姓民警劝李峰,最好要童卫红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一位较早报道此事的媒体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写道:对方甚至斩钉截铁地回应李峰“如果案子办错了怎么办”的疑问:“可以申请国家赔偿。”
  
  4月13日,李峰带着童卫红来到岳塘派出所,民警在给童卫红录了口供后,到李峰的租住地进行调查。“依据公安部门办案程序,岳塘警方对童卫红实施了控制手段,她在一名女警陪同下,住进一家酒店。”
  
  “据岳塘派出所负责人介绍,此案中山西警方才是主办单位,湘潭警方只是协办单位。根据公安部门的相关规定,湘潭警方只有协助抓捕的义务,却没有审查案件的权力”。较早报道此事的媒体披露,岳塘派出所在当天即把调查材料通过上级部门转交山西警方,并要求山西警方尽快派员来湘潭进行调查。
  
  “必须等山西警方来人调查清楚后,才能做出最后的处理决定。”
  
  六年来一直在家相夫教子
  
  童卫红初中毕业以后,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被招工到涟源市水洞底镇的湖南锻造厂当了一名普通电焊工,几年以后,与同在一个车间工作的李峰走上了婚姻殿堂。在这里,他们生下了自己的孩子,过着和其他工友们一样清贫而平静的生活。
  
  2005年,夫妻两人同时从湖南锻造厂下岗,突然的变故将这对年轻夫妻推入到了必须一切从头再来的困境当中。两人商议,带着孩子回李峰的老家湘潭市岳塘区自谋生路。来到岳塘区后,做过业务员的李峰很快就谋到了一份跑业务的差事,但年纪偏大又别无所长的童卫红很长时间也没有重新找到工作。
  
  夫妻两人住在湘钢附近某社区一套租来的房子里开始了新的生活。用300元租来的房子,不足20平方米,3个人只能勉强容身,但对于过惯了清贫生活的童卫红来说,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地生活,比什么都强。
  
  4月16日,重新获得自由的童卫红在电话中对记者说,自从从厂里下岗以后,她就再没有固定的工作,孩子今年已经十岁,在湘钢附近的小学读书。“我每天都会给孩子准备好一日三餐。下午放学回家后,我还辅导孩子的学习,检查作业完成情况。”
  
  六年来,童卫红一直在家相夫教子,但2010年2月至6月,童卫红短暂地经营过一家不足8平方米的欧式蛋糕店。李峰说,这家在晓塘路口的店面,一个月做下来,净收入也就八九百元左右,做了4个月后就没有做了。
  
  有趣的是,就是在这段经营蛋糕店的短暂时间内,从未出过远门的童卫红却被卷入到数千里之外的一场刑事案件当中。
  
  转让店面后,童卫红再次回到家中,安静地履行着一个妻子和母亲的朴素职责,平静地生活着。
  
  “她的一天很简单,就是围着丈夫和孩子转。”童民勇说,早晨起床后,姐姐会为家里人做好早餐,上午去菜市场买回一天的菜后,做好中餐等着孩子放学回来。“下午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会在社区的麻将馆里打打小麻将,或者在家看看电视。晚餐后,她就在附近散散步,然后陪孩子做作业,看完电视之后就睡了。”
  
  仍未结束的“道歉”余波
  
  从4月13日被警方控制以后,直到15日下午,童卫红才被解除控制,回到家中。
  
  此前一直强调童卫红被人指认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山西警方,15日来到湖南。据有关工作人员透露,当天上午,山西警方即到了湖南省公安厅,下午抵达湘潭。当天下午4时左右,记者来到岳塘派出所时,院内聚集了十余家各级媒体的记者。大家都在耐心地等待山西警方的到来,但直到晚上8时,记者们仍然没有得到可以采访山西警方的确切消息。
  
  湘潭市公安局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要求记者们登记电话,“晚上会有一个山西警方的情况说明,具体情况到时会联络大家”,但截至记者发稿时止,仍没有得到任何来自警方的电话通知。
  
  晚上9时许,山西警方人员避开所有媒体,与童卫红及其弟弟在湘潭某酒店见面。
  
  4月16日上午,记者连线童卫红,希望通过其了解山西警方与之接触的情况时,童卫红除了一再表示感谢媒体的关注外,也开始打起了“外交太极”:“具体情况你要问警方……”
  
  但从与童卫红的短暂交流中,一些信息还是得到证实。“他们还是澄清了这是一起冤案。对工作失误表示歉意。”童卫红说,经过这一事件,精神一直处于恍惚状态,到底在哪里见面,见了多长时间的面,对方还说了一些什么话,是否就精神损失作了相应赔偿,她一概记不清了。
  
  但在此前一天,也就是记者采访李峰的当天晚上,李峰对山西警方的到来,表示了三个方面的诉求:“一是赔礼道歉,二是立即清除网上追逃信息,三是报销这几天来我所花费的费用。”李峰说,他们绝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人总有犯错的时候,如果提出了过分的要求,反而显得我们不厚道。”
  
  “当事人可以宽容,但警方却不能对社会公众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法律工作者表示,近年来,类似这种将无辜百姓当作犯罪嫌疑人的案例时有发生,对全社会造成了一定的伤害。在这一事件中,山西警方应该道歉的不只是童卫红及其全家,还应对社会公众有一个说法:童卫红是如何被错列为追逃对象的?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对相关责任人应作何处理?“这些都是需要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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