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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需撞上老年法 别只是“路过”

编者按我国在经历了令人炫目的经济起飞阶段后,老龄化浪潮不期而至。未富先老,仅用了18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相比发达国家,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

  老人多,年轻人少,赡养就成了问题,社会保险就成了问题,劳动生产率就成了问题,经济发展就成了问题,老年人的权益保障也成了问题……

  应对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现实。任何一个对此问题没有准备的国家都有可能会破产。

  面对以超出预想袭来的老龄化浪潮,主管人口政策、社会保障的官员,以及其他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法学家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坐在一起探讨。

 

 

日期:2011-05-11 点击次数:41

 

    现有老年法缺乏可操作性,"只是一部宣誓性的法律,就像喊口号一样"。修改老年法已经迫在眉睫

  

法治周末记者 郭素凡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1.776亿,占总人口的13.26%。

  从2009年到2010年,我国大陆平均每个月增加100多万老龄人口。

  发达国家用几十、上百年时间所达到的老龄化程度,我国只用了18年就达到了。

  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且进程在加速。

  与这种汹涌趋势不相协调的是,还没有一部切合实际需求的法律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权益。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年近八旬的老人曾庆敏说。

  我国于1996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以下简称老年法)。但一位审理涉老案件的法院庭长明确告诉曾庆敏,他们在审理涉老案件时,从来也不援引这部法。

  原因就在于现有老年法缺乏可操作性,“只是一部宣誓式的法律,就像喊口号一样”。

  修改老年法已经迫在眉睫。但曾庆敏认为,修改的前提要加强对老年立法的研究,通过研究首先明确我们到底需要一部什么样的老年法。

非刚性老年法难实践

  5月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组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启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执法检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指出,要把执法检查与法律修改完善有机地结合起来。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教授董谊思认为,这是一个修改现有老年法的契机。依照现有老年法进行的执法检查,很多要检查的是子女的行为,把主体都弄混了,从法理上难以说通。

  1996年颁布老年法之时,全国范围的老龄化尚未形成,多数老人还被纳入改革前的福利体系中。但之后与庞大数量劳动力步入老年阶段这一趋势相伴随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过去挂靠在政府财政的保障制度被逐步改革掉,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却未能及时跟上。

  曾庆敏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老年人的更多困境在老年法颁布之后逐渐显现出来,加之当时研究老年法的人凤毛麟角,1996年的老年法不可避免地具有重大瑕疵。

  2007年11月至2008年6月,中国公益组织众益华龄就北京地区老年人权益状况展开调研,结果显示,老年法与现实情况的不适应愈发突出。具体表现在内容欠细化、可操作性欠强、针对性不足等。

  现有老年法并不是一部刚性的法律,很多时候像宣言一样,采用“国家鼓励”、“国家应当重视”等措辞,不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未见得违法”让这部法律尴尬地形同虚设,也无法被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引用,曾庆敏介绍说。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司法机关援引老年法的情况很少,更愿意援引民法、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以及婚姻法。”众益伙伴老年文化发展中心项目主管邢焕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曾庆敏认为,这种“被替代”正是没有处理好作为特别法的老年法与普通法(包括婚姻法)之间的关系。

  修改老年法的呼声由来已久。今年1月初,传闻新老年法修正案草案出炉,将子女“常回家看看”也写入了草案,并引发争议。但直到现在,并未传出草案通过的消息。

  董谊思认为,将“常回家看看”写入老年法修正案草案,仍然还是没有厘清老年法与普通法的关系,且在目前客观社会现实中难以实现而可能又成虚设。

“特别法”却不特别

  老年法不仅需要规范老年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而且老年人权益的保障涉及社会的和谐发展,归根到底其目的同样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以及经济的有序发展,因而老年法也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律。

  曾庆敏认为,忽略老年法的此层意义,就会对它的价值缺乏真正的理解,对它的制定也就不会深入,就不可能制定出一部符合社会实际需要的好法律。

  曾庆敏希望老年人权益保障立法研究,根植于便于操作的现实情况中,而前提则是让老年法的定位遵循法学基本原理。

  按照他的逻辑,老年人应该是一个社会范畴的概念,当我们在道德层面上谈论对老年人应持何种态度时,也是针对全社会的青壮年和青少年而言的。因此,老年法属于社会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它需要调整的是政府、社会与老年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这应是一部特别法,它不同于普通法。”曾庆敏指出,普通法根据宪法规定,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当然也包括老年人在内,譬如所有公民的人格权、身份权和财产权。但由于老年人的特点不同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因此,老年人除了拥有普通法所规定的权利外,宪法赋予老年人的权利还应该是老年人所特有的权利,这是其他法律所不能包括的。这样才能避免老年法处于可有可无的附属地位,避免法律之间相互推诿,也才能真正全面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老年人所特有的权利,按照国家规定,主要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将这些权利细化以后,就成为老年人享受的一种与普通群众所享受的权利不同的特有权利,曾庆敏解释。

  除了上述6个“老有”之外,当然还可能有其他权益需要政府、社会予以帮助。例如在司法援助方面等。但这6个“老有”应是最主要的,只要法律能将这些要点予以具体化、法制化,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应有政府责任条文

  无论是依照曾庆敏的法理,还是考虑中国现实状况,政府和社会都应该成为养老方面的主导力量。

  此前,家庭养老一直占据核心地位。1996年老年法规定: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照料老年人。

  但众益华龄对北京地区老年人调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约50%的老年人不与赡养人生活在一起,33%的老年人因各种原因,享受不到子女为其提供的任何日常照料服务。

  由于计划生育所产生的“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中,年轻一代在家庭养老中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而且随着人口流动的急剧增加,城市化发展的推进,不少年轻人选择离开本地生活,空巢老人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曾庆敏分析。

  众益华龄的调查报告指出,主要依靠“家庭赡养”的养老模式危机重重,必须由社会分担一部分养老责任,才能保障老年人安享晚年。从立法的角度上要明确“家庭”和“社会”分别承担的责任,并且要具体到人或部门。

  曾庆敏认为,老年法应该有强调政府责任的法律条文,可以表述为:政府在保障促进、提供和保证老年人获得基本社会服务和关注老年人特殊需要方面,承担主要责任。

  当然,政府主导并不意味事必躬亲,还应组织社会上的各种组织机构来辅助参与自己的各项工作。政府对这些组织的要求应该是硬性的,要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他们应承担的义务,曾庆敏解释。

  中国社区养老模式开始逐步推进,但社区服务仍然差强人意。众益华龄的调查显示,北京地区约50%的老年人最关心的养老问题是:社区有没有老年饭桌、老年医疗机构、建病历档案、家庭病床等。

  业已退休的董谊思自己的亲身感受就是,社区服务差太远了,有些社区稍微像点样就被表扬。自己所在小区的老年学校教室,已经被社区私自拿出去出租了,“老有所学”就没实现。

  由于现行老年法法律细则的缺失,保障主体的模糊,作为老人明知道权益受到损害,也根本无法可依。董谊思感叹,同样的现象很多,6个“老有”的实现,期待一部责权明晰的老年法出台。

  现有老年法的修改方向,曾庆敏根据自己的立法研究,提出了一个修改版本,主要是针对6个“老有”的实现逐步展开,并提出了建立“涉老案件”司法便宜制度的设想,建议设立专门审理老年人案件的老年法庭,加强诉前调解等。

  曾庆敏的愿望很简单,期望自己的修改草案能引起法学界、立法部门的关注,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立法研究当中来,最终能制定出一部真正保障老年人权益的老年法。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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