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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入刑引发法律界争议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刑法学家高铭暄接受本报专访 建议尽快出台司法解释
  
  醉驾入刑引发法律界争议
  
  本报记者 曹晓波
  
  5月17日下午,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音乐界名人高晓松以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六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高晓松成为目前为止因醉驾被判刑最重的人,这也是刑法中“危险驾驶罪”所能适用的最重刑罚。自此,公众对于醉驾入刑的公正性无疑多了一份信心,但来自网络的舆论并没有停止对于醉驾入刑的种种争议。
  
  此前,最高院副院长张军曾提出,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对危害社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声音随即被解读为“醉驾未必入刑”,引发了公众对于“若赋予司法自由裁量权将导致司法寻租司法不公”的强烈担忧,一场大争论就此拉开帷幕。
  
  而按照从5月1日开始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立法者基于呼吁制止醉驾的民意狂潮考虑,最终选择对认定醉驾为危险驾驶罪没有附加其他条件。
  
  醉驾的罪与非罪到底如何界定?《刑法》分则中的醉驾入刑与《刑法》总则存在冲突吗?法院对于醉驾如何定罪量刑?究竟谁有权解释法律?针对这些问题,《法制周报》记者专访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他认为最高法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拿出正式的标准,以平息舆论争议。
  
  “醉驾未必入刑”
  
  是谨慎提醒
  
  在全国重拳整治醉驾的专项行动中,各地第一例醉驾颇受关注。
  
  本报来自湖南郴州北湖区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5月9日,该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被告人高某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判处被告刘某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判处被告戴某拘役2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这批案件成为“醉驾入刑”实施以来,湖南省首批涉及醉驾的宣判案例。
  
  2011年5月2日20时许,被告人高某酒后驾驶一辆中型普通客车搭载郭建英沿郴州市国庆北路行驶至郴州市人民路与国庆路交叉路口时,被郴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查获。
  
  经现场对被告人高某使用呼气酒精测试仪检测后,郴州市旺昇司法鉴定所对高某的血液样本进行司法鉴定,确定酒精含量为230.89mg/100ml。法院最终认定,高某在司法鉴定显示的酒精含量已大于80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
  
  而刘某和戴某的酒精含量经鉴定分别是93.04mg/100ml,151.13mg/100ml,因此,所受刑罚低于高某。
  
  湖南第一案和其他各地“醉驾第一人”纷纷入罪,争议的焦点除了集中在醉驾是否有必要上升到刑事处罚外,还有执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取证鉴定环节应该明确标准,如何取证、固定证据,嫌疑人的权利如何保障,如何保障及时审理等。
  
  但毫无疑问,酒精含量是区分醉驾入刑罪与非罪的标准,人们感受到了《刑法修正案(八)》对于该罪的法律刚性,对醉驾行为乃是一视同仁,并无回旋余地。
  
  形势大逆转出现在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要求慎重理解醉驾入刑,引起了舆论的新一轮争议,也给各地法院和交警部门处理醉驾案带来不确定因素。随后在5月16日,地方法院收到最高院对醉驾入刑的最新要求,醉驾入刑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定为犯罪。
  
  多数网友担心,“法院可以借此自由裁量,使部分违法醉驾者减轻法律惩罚。而这也正是民众所担心的事,严格的法律条文被架空,醉驾入刑的口子刚关上,却又被撕开了。”
  
  “我想张军副院长的意思是要采取谨慎的态度,不搞醉驾就一律入刑的一刀切,是谨慎地提醒一下。”高铭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但不等于已经入罪的就判错了,还要分析醉驾情节,而现在的问题是,怎么算是情节显著轻微。”
  
  犯罪情节到底是什么?
  
  犯罪情节目前正是网络舆论的焦点,法院依据怎样的标准来分析情节?(转03版)
  
  (接01版)湖南红网评论员江德斌认为,“醉驾考虑情节,看上去很合理,却忽略了一点,醉驾入刑的初衷乃是为了遏制醉驾行为,防范于未然。假如要等到醉驾发生事故后,再根据情节来判刑,岂不是失去了醉驾入刑的意义!”
  
  媒体报道,东莞首宗醉驾案开审,开着无牌无证摩托车的席某亮喝了1瓶啤酒上路后不久被查出醉驾。根据《刑法修正案(八)》,席某亮的行为属于醉驾入刑板上钉钉,但最近因最高法副院长张军一席话,给席某亮是否被判拘役并处罚金增加了悬念。
  
  席某亮醉驾主审法官毕玲庭后告诉记者,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已经收到国家最高法对醉驾入刑的最新要求,即醉驾入刑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定为犯罪。
  
  由此可见,《刑法》第13条统领影响醉驾的定罪量刑已在法院成为“既成事实”,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教授黄京平对《法制周报》记者表示,在审案实践中确实可能存在醉驾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况,不宜定罪。
  
  黄京平还说,《刑法》总则第13条的规定属于总则,而新增的危险驾驶罪属于分则,所有分则的适用都必须受总则制约。
  
  那么怎样的情节是犯罪呢?
  
  高铭暄认为,“醉驾者驾车在什么时间、地点、环境下都要考虑,是深夜、是闹市还是偏僻的地方,闹市的话很容易造成危害的结果。假如晚间在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显然不一样,仅凭酒精含量的标准是不够的,还要考虑这些情节。”
  
  同时,高铭暄表示,醉酒的原因也因该考虑,“怎么醉的,喜庆的场合遭到劝酒,还是有的人好酒贪杯,自己主动去喝,这个陷入醉酒的原因也很重要。”
  
  但是坊间的质疑最大的是,“量刑情节”将使醉驾入刑有了巨大的弹性空间,交警的执法和检察官的起诉、法官的判决,都存在过于宽松的自由裁量空间,也很容易衍生出权力寻租。
  
  立法之初考虑犯罪情节遭反对
  
  公安部交管局日前公布,自5月1号《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截至5月15日,各地交管部门共查处醉酒驾驶2038起,比去年同期下降35%,因醉驾导致的事故104起,造成28人死亡,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减少37.8%。
  
  各地公安机关对经过核实、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一律刑事立案,已有646起案件侦查终结并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占醉驾案件总数的32%。
  
  数据彰显了醉驾入刑所起到的积极效果,事实上,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剧增,加上千年酒文化的熏陶,近年来醉驾行为非常普遍,并由此引发诸多恶性交通事故,民众对醉驾行为深恶痛绝。
  
  基于此,我国立法者、学术界对“醉驾入刑”一事发动了多次全民大讨论,《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列入正是民意的体现。
  
  高铭暄坦言,是否将醉酒驾驶列为刑事犯罪一开始就有很多争议,反对者认为一次醉驾就获刑太过严苛;而支持者则认为醉酒驾驶有一定的危险性,如不加制止放任下去,可能造成更大的混乱和伤害。最终,立法者更多地采纳了后者的意见,且对危险驾驶罪没有规定其他附加条件。
  
  黄京平也介绍说,因为立法委员们考虑到,醉驾行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威胁醉驾者自身人身和社会公众人身安全,因此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对其以刑法处罚。
  
  “在立法之初考虑醉驾入刑的犯罪情节时,反对的声音太大,很多人说,这个时候你还要求情节什么的,容易造成执法不公的现象等。我认为这些意见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错误地影响了立法的抉择。”5月17日,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暨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我们立法的时候不要形式主义的定罪,要看情节是不是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张军的提法是有根据的。立法上没有写明情节严重,不等于说就不考虑情节,根据《刑法》总则第13条,醉驾还是可以考虑不入罪的。”高铭暄说。
  
  “醉驾入刑不搞一刀切”
  
  5月17日,83岁高龄的高铭暄就“醉驾入刑”话题接受《法制周报》记者专访。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与思考》一书,他以自己多年参与刑事立法的经验与历程,就我国刑法立法改革中的若干重要问题分9个专题进行深入研究解析,其中包括对危险驾驶罪的学术思考。
  
  《法制周报》:《刑法修正案(八)》对危险驾驶罪并没有规定情节严重或轻微,现在争议“情节”是否说明总则和分则的关系存在部分矛盾?
  
  高铭暄:不矛盾,你比如说非法拘禁,将人关起来是否就入罪了?也没有限制什么情节严重啊。还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也不能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就一概论罪。还要看情节,如果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那就不入罪。
  
  《法制周报》:那么,醉驾者的酒精含量是不是唯一的标准?
  
  高铭暄:我的看法呢,醉驾基本的标准是醉驾者必须达到80mg/100ml,但是达到这个标准了是不是一律入罪,要不要看情节,需要考量。条文本身写法没有问题,符合《刑法》总则第13条。我认为至少不要一刀切,一律入罪有点简单了。
  
  《法制周报》:有人质疑“情节显著轻微”的“例外”条款,意味着更大的执法空间?
  
  高铭暄:人们担心可以理解,情节显著轻微不能考虑主体的身份,比如官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制周报》:用《刑法》制约醉驾是否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高铭暄:重刑也不是,醉驾的刑罚主要是拘役罚金,还不是重刑,是罪与非罪的问题,是否一醉驾就是罪。目前看,醉驾者入刑至少5年不能驾驶,还有罚金。关上几个月,比原来的行政拘留严厉,对某些有职务的人说,影响就大了。
  
  《法制周报》:您觉得当务之急如何化解醉驾入刑带来的争议?
  
  高铭暄:我赞成司法部门作出司法解释,更细化一点,比如什么情节之下才叫“显著轻微”,或者拿出一些指导性的案例出来。在我国,人大的立法解释很少使用,对于网络舆论,司法机关不能熟视无睹,要作解释,拿出一个可以遵循的标准,我认为还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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