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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仕宦之家走出的革命者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邓中夏

邓家湾的老人们追忆邓中夏.

  邓家湾族人追忆烈士 侄子希望为叔叔塑铜像
  
  邓中夏:仕宦之家走出的革命者
  
  本报记者 赵雪浩 文/图
  
  “你看,他在族谱上叫‘隆渤’,按辈分算,他是我的叔叔,他的爷爷和我的爷爷是一母同胞的兄弟,还没出五服呢。”已经84岁高龄的邓昌堂,用颤微微的手翻开厚厚的《邓氏族谱》,指着一页向《法制周报》记者激动地说,“外面的人总是‘中夏、中夏’的叫,很少有人知道在族谱上他叫‘邓隆渤’。”
  
  其实,无论是叫中夏,还是叫隆渤,他都是一位在中共党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革命烈士。
  
  78年前,1933年9月21日,南京雨花台,他留下一句“伫看十年后,红花开满地”的诗句后英勇就义,是年39岁。他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烈士,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
  
  2011年5月18日,在“红花开满地”的湖南宜章,中巴车在群山连绵的骑田岭内一路奔驰。“看,前面就到了邓中夏的故居,邓家湾!”郴州宜章县“湘南起义纪念馆”的一名解说员对着车上的游客开始了解说工作,也拉开了《法制周报》记者探寻这位红色革命烈士背后故事的帷幕。
  
  族人追忆邓氏父子
  
  从宜章县城出发,大约20分钟车程,就到了背山面溪的邓家湾。1894年10月,邓中夏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童年和青年时期。
  
  灰石青瓦的邓家老宅沐浴在阳光下,安静伫立。一群由宜章县各单位的离退休老干部组成的旅游团来此,听讲解员讲述邓中夏的革命人生故事。
  
  “邓中夏烈士就是从这间屋子,开门迎接新思想,走向新的世界,成为一个火种的传播者。”讲解员标准清晰的普通话煞是吸引听众。记者走出故居,在其斜对面一个略显破败、房门紧闭的老屋前驻足。
  
  “这是我叔叔的‘大夫人’(第一任妻子)常住的老屋。”不远处,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和记者打起了招呼。后来才知道,他名叫邓昌武,今年已77岁高龄,是邓中夏的一个远房侄子。
  
  听说记者前来采访邓中夏烈士的故事,几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开始七嘴八舌地向记者讲述他们“听父辈传下来”的故事。
  
  “我叔祖是前清的举人,他当年中举曾经轰动整个宜章,打破了宜章‘60年举不出’的境况。”邓昌武对记者说,“至今,我叔祖也是邓家祖宗中做官做得最大的。”
  
  相关史料记载,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字钦甫,晚号庸庵老人,清光绪二十八年与谭延闿“同举贤书”,先后在清政府、北洋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任职。1936年告老还乡,专事县志纂修,为振兴乡邦文献竭尽全力。
  
  “多年在外为官,叔祖家虽说不上大富大贵,但也是当地的仕宦之家。”邓昌武说,“但我的隆渤叔叔,却不愿在丰衣足食的家庭过优厚生活,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那种勇气和精神,让我们后人十分钦佩。”
  
  1914年,20岁的邓中夏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期间他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青年,并结为好友。他们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论辩于橘子洲头。
  
  此间,邓中夏对之前接受的家庭教育产生了质疑。在给父亲的信中,频繁提及“自由”和“革命”。1917年,邓中夏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时年其父调入京城为官,两人一起赴京。
  
  在北大的这段时期,邓中夏结识了在北大教书的李大钊,逐渐被马克思主义吸引,并开始投身到反帝爱国斗争中。1919年5月4日,在北京,25岁的邓中夏带领学子,冒着枪林弹雨,冲向赵家楼。他投出了第一束愤怒的火把。
  
  革命烈士的新旧婚姻
  
  “现在的故居是1983年在原址重修起来的。”邓家湾的村支部书记邓里生告诉记者,“原来邓家的老房子被日本鬼子烧毁了,现在故居里摆放的主要遗物都是邓中夏的第一任妻子保存下来的,她是一个可敬又可叹的女人!”
  
  邓中夏有两任妻子,那位“可敬又可叹的女人”是指其第一任妻子杨贤怀。
  
  1916年,只有20岁的邓中夏奉父命回乡结婚,可仅过了三天,他就以“不能中断学业”为由离开了妻子。后来,他一封休书休掉了结发妻子。人们都以为他是因妻子杨贤怀没有文化或不够漂亮,才会休掉她。
  
  “其实完全不是外人附会的那样。”邓中夏的堂侄邓昌堂说,“我这个婶婶也是出身大户人家,长得端庄贤淑,还读过长沙务本女子学校,但可能是门娃娃亲,所以不能被叔叔接受,这也可以理解为他反封建、求革命的一个明确告白。”
  
  但“被休”的杨贤怀一直没有改嫁。在邓中夏英勇就义后依然孝敬公婆,后来还和邓中夏的第二任妻子李瑛成为无话不说的“密友”。
  
  邓中夏的第二任妻子李瑛是革命烈士李启汉的妹妹,李启汉和邓中夏是最亲密的战友,两人共事期间,李启汉见邓中夏孤身一人,遂把自己的亲妹妹李瑛介绍给中夏,让他做了自己的妹夫。
  
  “夏明(李瑛在邓中夏牺牲后改名为李夏明)和邓中夏烈士可谓真正的革命伴侣,红色夫妻。”邓中夏故居的一名工作人员在讲解到烈士的爱情故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关于邓中夏的书信,很大一部分都是写给妻子夏明的,真的是情深意切。”
  
  1933年5月8日,李瑛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囚于上海法租界监狱,邓中夏在得知妻子的下落后,就数次托人秘密送信,鼓励她“为革命坚定信念”。他在信中曾嘱咐妻子道:“我经济虽困难,每月五元是出得起的,衣物按寒暑另送,为切合你的牢狱生活,我当托人买暗色的布料做好送你……是学英语的好机会,且不可放过,每天应常学不可偷懒,你要知道,牢狱是极好的研究室!”
  
  此信,从妻子的生活到学习,无不一一关照,显示出这对革命夫妻的真挚爱情。
  
  “我伯母在世的时候很少说起他和伯父的爱情故事。”邓中夏四弟之子邓邦镇深情地回忆,“但我从很多途径了解到,她对我伯父的感情很深很深,后来她经邓颖超介绍和一位红军干部结合,所生的孩子都称我伯父为先父。”
  
  侄子眼中的邓中夏
  
  “其实我们邓家湾姓邓的,都是邓中夏烈士的族人。”邓里生向记者介绍起邓中夏烈士的亲属时,不无风趣地说,“只是有亲疏远近,邓中夏烈士有四兄弟,他排行老二,老大隆泮有一个儿子已经早过世了,有两个侄孙都住在太平里乡,他四弟有个儿子叫昌镇(族谱用名),是个著名的画家,现在旅居新西兰,是目前烈士最亲的一个后人。”
  
  邓邦镇1941年出生在太平里乡邓家湾村,村子里很多老人听记者提及他,都不住口地说“记得,记得,小时候一起玩耍呢”。
  
  后来,来自新西兰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为“减轻中国政府的负担”收养了很多烈士的子女后人,邓邦镇因此成了他的义子。
  
  “可以说,我对自己二伯的记忆都是别人讲述给我的,像我的祖父母、父母,他们在我小的时候经常给我讲二伯的故事。”邓邦镇回忆起自己对二伯的记忆,表示“小时候懵懵懂懂,只知道他是个烈士”,长大后,才慢慢知道“是一个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革命先辈”。
  
  对于自己的二伯,邓邦镇一直充满了深深的敬仰之情。1994年,邓中夏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为缅怀先烈、为中夏故乡的孩子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宜章县决定建一所希望学校。
  
  “当时我听说这个消息,很激动,亲自跑到中央找了很多部委和领导,最终促成这件事早日完成。”邓邦镇回忆道,“现在每次回到邓家湾,看到孩子们能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感到很欣慰,这样才无愧于一个烈士的后代。这几年我一直都有一个想法,想在伯父的故居前开辟一个广场,为伯父塑一个铜像,这是我的一个愿望。我也在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希望将烈士故居建成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人了解烈士,学习烈士。”
  
  1933年5月15日,邓中夏(化名“施义”)在上海由叛徒告密不幸被捕。他在狱中受尽敌人百般利诱和威逼,始终没有变节招供,临刑前曾慷慨而言:“就是烧成灰,我还是共产党员。”
  
  邓中夏遗书
  
  一个人不怕短命而死,只怕死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中国人很重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虽生犹死,真比鸿毛还轻,一个人能为了最多数中国民众的利益,为了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这是虽死犹生,比泰山还重。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邓中夏遗书《狱中遗言》
  
  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就义前给党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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