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博客
ChinaLegalBlog.com
任弼时女儿:全家从来不搞特殊化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任弼时与陈琮英源自“娃娃亲”

任弼时三女儿任远芳

  父亲两次入狱宁死不屈 八角帽见证革命爱情
  
  任弼时女儿:全家从来不搞特殊化
  

  本报记者 何金燕 文/图
  
  “有一次,我‘冒犯’了那顶陪着母亲一辈子的八角帽(又称“解放帽”),她竟三天没有和我说话,我生平第一次看到她大动肝火。”时隔多年,任弼时的三女儿任远芳仍清楚记得,自父亲过世后,母亲无论外出散步或开会,必定戴上八角帽。
  
  历经岁月积淀,任远芳渐渐读懂那帽子对母亲的特殊意义——那不仅是家族革命情怀的象征,更印证着父母相濡以沫的爱情,它已经成为父亲的精神化身陪伴着母亲共走漫漫人生路。
  
  1950年,任弼时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年仅46岁,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1994年4月,江泽民同志在任弼时诞辰9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说:“任弼时同志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这是给予任弼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的准确定位。
  
  2011年5月21日,任远芳受邀来湖南都市频道参加节目。《法制周报》记者专访这位73岁的老人,还原任弼时这位“中国人民的骆驼”为国鞠躬尽瘁的一生及与革命伴侣相濡以沫的爱情。
  
  任弼时有“三怕”
  
  “自后儿当努力前途,必使双亲稍得休闲度日,方足遂我一生之愿。……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摘自1921年5月,任弼时赴莫斯科学习之日《致父亲任思度的信》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04年4月30日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改名为“任弼时”。1924年秋,被党组织派往上海大学教俄文;1925年7月,正式出任团中央总书记。1928年至1929年,任弼时先后两次被捕,受尽严刑折磨仍坚贞不屈,后经组织营救出狱。
  
  “父亲一生有三怕,怕工作少,怕用钱多,怕麻烦人。他总是负重任劳,取之甚少,予之甚多。”任远芳如是表述她眼中的父亲。
  
  1947年11月中旬的一天,他突然晕倒,从炕上摔下,被查出,血压竟近乎常人的两倍,不得不遵照中央安排,暂时休养。进入西柏坡后,为便于研究、指挥全国战场的决战,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合署办公。医生和战友多次劝任弼时不要参加会议、更不要熬夜,他未遵医嘱,撑着虚弱的身体为革命最后胜利搏斗。
  
  “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多少代,受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奴役,现在,全国胜利就在眼前,我们要迅速夺取胜利,建设一个新中国,有多少事急需办啊,我能躺得住吗?”他的这席话让身边革命战友无言以对。任远芳说父亲一句常说的话让她一直铭记在心:“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
  
  “1950年10月1日,参加国庆一周年庆典。19日,邀请河北省的部分领导干部座谈。21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二十七周年;26日晚,即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次日,他长时间研究战局对策,病情急速恶化。”任远芳至今对任弼时最后的工作轨迹记忆犹新。
  
  10月27日12时36分,任弼时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年仅46岁。“过世的前一天晚上,父亲还在看朝鲜地图。”说到这,任远芳老人眼角泛起泪花,“他一辈子都在为革命、为人民而不懈奋斗。父亲两次被捕受严刑,第一次受到头顶窑砖、膝跪铁链和‘老虎凳’等酷刑;第二次电刑在他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窟窿。”
  
  “母亲嫁给了父亲,就嫁给了革命”
  
  “亲爱的卡佳(任远芳的俄文名字音译):……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手中解放出来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摘自1949年11月11日,任弼时和爱妻陈琮英联名寄给女儿任远芳的信
  
  采访中,任远芳告诉记者,其母陈琮英有一个“怪癖”,出席任何公开场合,必定戴上那顶伴着她走过数十载革命征途的“八角帽”。湖南师大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林对此解读为“八角帽”成了陈琮英的一个特定“logo(徽标)”,这不仅象征着她对革命烽火岁月的祭奠,更彰显了她与老伴任弼时相濡以沫的爱情。黄林从事任弼时生平研究已10余年。
  
  任弼时一出生就与年长一岁多的陈琮英结下“娃娃亲”。任弼时12岁时去长沙念书,陈琮英遂到长沙一个袜厂务工,开始陪读生活,助其顺利完成学业。“听母亲说,那时,她常常主动要求加班多挣几个铜钱,自己省吃俭用,把钱全部交给父亲。”任远芳由此还推断,“母亲或许因此才瘦弱不堪”。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任弼时与陈琮英分处异国,甚为牵挂。为了更好地用文字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陈琮英到夜校学习。很快,她会写信了,“虽然满纸错别字,父亲总能完全读懂”。
  
  在任远芳看来,父母的爱情成熟于革命苦旅,“母亲嫁给父亲的那一天起,就嫁给了革命运动。”1928年秋天,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县被捕。陈琮英前去营救,刚出生的女儿因途中受冻不幸夭折。母亲一生坎坷,共生了9个子女,5个夭折或失散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年丧夫,晚年丧子(儿子任远远1995年过世)。
  
  “父亲的突然离世对母亲是致命一击,对她而言,父亲是爱人,更是战友。”任远芳回忆,后来和母亲在一起的日子里,但凡与人谈及父亲,母亲总是充满着爱恋和敬意。
  
  2003年5月31日,陈琮英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女儿们遵其遗愿,把她最钟爱的八角帽随其火化。
  
  隐姓埋名几十年不搞特殊化
  
  “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同志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所。……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
  
  ——摘自1950年春,任弼时给任远芳的最后一封信
  
  “我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当记者问及这个年逾70岁的老人与父亲共处的时光,她伸出纤瘦的指头掰算着,他们真正相处的时间只有2个月,但父亲的高尚节操却影响了任远芳一生。
  
  1938年,任远芳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1940年2月25日,父母回国,刚满周岁的任远芳独自留在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苏联专门收养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子女或烈士遗孤的机构),这一别离,就是11年。
  
  1948年,国内解放战争胜利后,任远芳开始和父亲正常通信。用老人自己的话说,“从那时起,父亲真正走进我的人生,和他通的每一封信,我都铭记于心。”
  
  那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任远芳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次年1月20日,她收到父亲的首封回信,“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都用俄文回信。”
  
  1950年元旦,任远芳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1949年12月初,组织上让任弼时来到莫斯科疗养身体)见到父亲,这是她记事以来与父亲的第一次重逢。可是,她在口中结结巴巴的“爸爸”二字久未滑出。如今,老人回想60年前的那一幕,无比激动。那年5月28日,任远芳跟随父亲回国,母亲陈琮英带着另外3个孩子去迎接,定格下任家的首张“全家福”,这竟也成了全家最后一张合影。
  
  直到父亲去世,任远芳才察觉到父亲的工作应该“很不一般”,“爸爸病危的日子,所有首长都来看他。他离世后,很多人来参加他的追悼会。”
  
  父亲离世后,她从母亲那里依稀听来不少关于父亲的故事:
  
  “革命期间,爸爸和周恩来伯伯同住一个窑洞,每天早晨,父亲都要出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怕开门声吵醒周伯伯,便战战兢兢从窗户上跳出去。有一天,他又跳出去,而隔壁周伯伯想咳嗽,怕吵醒父亲,也急忙跑出门,两人在门外撞见,相视而笑。”
  
  任远芳如是感慨,父母亲一生都在为他人着想,“母亲能如此高寿,除了组织上的照顾,更重要的原因是她淡泊名利,从不考虑个人私利,不向组织提要求。”
  
  “我和母亲一样,这一生,对当官不‘感冒’,只想做个平凡人。”任远芳并不愿意安然享用父亲光环下的荣耀和特殊优待。为了不搞特殊化,任远芳念大学时一度改名换姓。如今,她身份证上的名字依旧是“陈松”。与任远芳生活了10多年的邻居竟不知其是任弼时的亲生女儿,直到2004年,纪念任弼时诞辰100周年,主办单位把邀请函送至她家,邻里才知其真实身份。60年前回国后,任远芳顺利完成学业,大学毕业后在中机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采访结束后,老人在一张白纸上一笔一画写下“革命精神,代代传承”八个大字,表达了她对本报读者的寄语。

媒体来源:[文章]
(C) 法制周报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