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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法律诊所”开到家门口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村民正在向武陵源区喻家嘴社区法治工作站站长吴小红(左一)询问遇到的法律难题。

法治工作站在社区显要位置公布了服务电话,接受百姓诉求。

  法治工作站进村入户 用法治服务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张家界:“法律诊所”开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曹晓波 文/图
  
  66岁的老汉钟和然希望能恢复他对一头水牛的所有权。
  
  2年前,他与邻居唐国珍合伙花了1200元买了这头牛,约定轮流喂养半个月。由于妻子病重住院,钟和然为此在医院照顾了3个月,直到妻子去世。回家后,唐国珍以钟和然未履行义务为由独占了水牛。
  
  钟所在的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中湖乡印家山村地处偏远,没有水牛无法耕种,意味着没有饭吃。钟和然的生活一时陷入了绝境。
  
  今年1月,村里开设了法治工作站,钟和然决定去“碰碰运气”。在法治工作站专业法律人士的指点下,他进城找到了司法局申请法律援助。随后在司法局的帮助下,问题迎刃而解,他领回了780元钱,钟和然喜极而泣。
  
  正确引导群众依法诉求仅仅是法治工作站的其中一种职能。去年底,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在全区42个村(居)建立了法治工作站,通过延伸到基层的法律工作触角,宣传法律知识,化解社会矛盾。仅今年第一季度就收集到老百姓反映的问题823件,解决问题200起。
  
  “服务是法治工作站最根本的理念,武陵源区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通过服务来促进社会管理,在服务中宣传法律,落实依法治区。”该区区委书记陈红日对《法制周报》记者表示,“我相信法治工作站强大的生命力。”
  
  但是也有专家担心,遴选法院工作人员为法治工作站指导员,应谨防对某些案件的提前介入。
  
  给每个村配一名“法律顾问”
  
  黄龙路居委会第一书记兼法治工作站站长毛训辉说最近接听手机的频率明显增多。
  
  区委要求,法治工作站工作人员的手机号必须对外公开,并制作成便民服务卡发放到村(居)民手中,随时倾听村(居)民的诉求。
  
  “有的时候,一接就是一个小时,我会不厌其烦地解说。先登记在册,然后我们会直接到社区里去解决问题。”毛训辉说。
  
  2011年2月,黄龙路居委会面临枯水时期,位于该居委会的屠宰场连接辖区的饮用水水管取水。由于屠宰场用水量过大,导致附近居民用水困难。部分居民切断了屠宰场的用水,双方发生纠纷。
  
  接到群众反映后,毛训辉感觉十分棘手,一方是群众,另一方则是居委会引进的企业,“而且我们居委会整体发展不太平衡,靠近黄龙洞景区的村民收入较高,村民的利益分配差别很大。”他迅速带领法治工作站的专干前去协调,双方争执不下,多次协调未果。
  
  当月25日,毛训辉将当事人以及20多位居民邀请到镇武装部会议室进行协调。法院的法官就此纠纷作了详细的分析,并对案情所涉的法律逐一讲解,双方认识到错误,达成了协议。
  
  曾参加此次协调会的居民告诉记者,第一次听到专业的法律解释,而且又是身边发生的事,不仅感兴趣,也学到很多的法律知识。
  
  索溪峪镇党委书记谢贵湘对此解读为群众对专业的法律人士的说法会产生信任感,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接受按法律的方式处理问题思考问题。  
  
  河北霸州市司法局长在考察完武陵源法治工作站后,认为法治工作站的诸多好做法既能化解大批的社会矛盾,还能以案说法,非常值得借鉴。对此,他形象地称之为“由过去普通门诊,上升到专业门诊”。
  
  武陵源区司法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今年1月6日,区委出台方案要求,每个法治工作站由站长、指导员、专干3人组成,站长由选派到村(居)的第一支部书记担任,指导员由公、检、法、司等部门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担任,专干由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干部、法律志愿者或治调主任担任,全区分6个片,政法系统各单位分派一名班子成员作为片区联络组长。
  
  “相当于给每一个村(居)配备一名法律顾问,就像企业请法律顾问,我们的指导员就是每一个村(居)的法律顾问。”武陵源区委书记陈红日介绍。
  
  6月1日,记者走进面积约60平方米的索溪峪镇喻家嘴社区法治工作站办公大厅,清洁整齐耳目一新,办公设施齐全,各类工作制度和民情台账一目了然。
  
  变压制为服务
  
  社会矛盾面前政府不被动
  
  近年来,自然遗产保护、就业出路、林权改革、景区地少,大拆迁导致资源再分配,使武陵源区基层矛盾增加,群众诉求出现了新的动态,争讼、上访一度飙升。
  
  “曾经有一段时期,村委多采用原始的压制手段,群众对村支两委缺乏信心。”武陵源区司法局长吴杨学说。
  
  这也是萦绕在武陵源区区委书记陈红日心上的难题,社会管理创新亟需有一个突破口。原有的基层社会矛盾化解机制让陈红日感到“特别被动”,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不能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处理方式也很难依法依规,陈红日决心要打造一个为百姓服务的平台,他想到应该从群众中,从离游客最近的地方,从基层、从工作最薄弱的环节着手。
  
  任务落在了司法局的头上,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局长吴杨学被叫到区委书记的办公室。
  
  “回来后,我在百度上搜索法治工作站,全国没有一条关于此事的报道。”吴杨学一阵焦虑,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需要从头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2010年11月,吴杨学先后多次召集了司法所长、乡政法委书记、乡镇长、公检法司工作人员进行研讨、最后拿到政法委会上讨论,形成报告交给区委书记,“稿子被改得体无完肤”。
  
  直到12月底,相关文件在交给依法治区领导小组讨论后,武陵源区以区委名义出台了推行法治工作站的意见,吴杨学才松了一口气。
  
  为确保法治工作站顺利开展,区委、区政府下发了《武陵源区建立村(社区)法治工作站实施方案》,要求全区建立起科学、规范、高效的长效工作、管理和保障机制。
  
  区财政将法治工作站工作经费按每站年度3000元纳入财政预算,每个月为站长发放下乡和交通补贴。将法治工作站建设纳入依法治区年度考核和年度绩效考评,把考核结果与统筹工作经费、年度评先评优和干部使用挂钩。
  
  该区硬性要求法治工作站站长“群众工作日”每月不少于15天,指导员工作日不少于3天。
  
  陈红日认为未来服务百姓要贯彻到法治工作的始终,解决矛盾也要依法依规。陈日红说:“社会管理创新管理应该跟服务结合起来,服务才是管理的最佳境界。法治工作站的工作说白了就是要为群众服务,要让群众接受你,让群众相信你,让群众自觉地依靠你,法制工作站才有生命力。”
  
  “倒逼”政府部门依法办事
  
  “刚开始,不少村干部认为法治工作站是来夺权的,是形象工程,采取观望的态度。”吴杨学说,“随着许多村民极为关心以往却又难以解决的问题被破解,法治工作站开始受到村民的关注。”
  
  据了解,今年3月份和去年同期相比,武陵源区上访批次同比下降了25%,人次下降了54%。进京上访人次同比下降了80%。
  
  1月16日,黄龙路居委会法治工作站成功化解了一起长达6年的邻里宅基地纠纷。当事人胡某自2007年以来先后6次进京上访,16次赴省上访,成为当地的老上访户。胡某讲起政策法律来头头是道,联络组长朱文科和工作站人员连续8个小时听他“上课”,与其谈心,宣讲、分析政策。最后事情得以解决,胡某心悦诚服息诉停访。邻近几个村的几名老“上访专业户”闻知他的问题都在地方上解决了,也纷纷找到村里的法治工作站,不再“舍近求远”了。
  
  陈红日表示,这是一种“倒逼”的过程,逼着各级部门都依法办事,形成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良性局面。“我想,法治不是治理群众,而是让群众了解有关的法律法规,让他们掌握法律法规以后变成他们维权的自觉行动,给他们法律武器去战斗。”陈红日说。
  
  从检察院抽调出的法治工作站指导员张勇对第一次下乡处理纠纷印象颇深。他深感这种“倒逼”机制能够让他更深入地去思考如何在基层工作中全面贯彻依法办事理念。
  
  一户村民两口子离婚后,前夫将土地偷偷卖给邻居建房。当房子建好后,患有哮喘病的前妻不同意前夫的决定,到邻居家要求退还土地,被多次打伤。张勇运用法律知识,采取多种方法,三番五次上门调解,双方才最终握手言和。回来后,张勇对司法局长吴杨学说:“不学习不行啊!依法办事才能让群众心悦诚服。”
  
  尽管目前为止解决了超过200起的纠纷,但索溪镇党委书记谢贵湘认为,法治工作站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所有的矛盾都可以解决。”
  
  记者采访的多名法治工作站站长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人员不能全岗做事。法治工作站的三名工作人员,除了由大学生村官担当的专干,可以按正常工作日全天在岗,站长和指导员都因为其本单位的工作,很难在时间上保证需要的时候就能到场。喻家嘴社区站长吴小红认为,尤其是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本来案件多,抽出时间来法治工作站很不容易,这就靠个人的自觉性了。
  
  “我们也在进一步探讨,也感觉到一些不完善的地方,一个是思想要进一步的统一,再就是要整合各方力量促进法治工作站的完善。”陈红日对记者表示。
  
  中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云良教授认为,法治工作站实际上是公共服务的创新,值得提倡,尤其是对法律的宣传作用极大。
  
  今年3月,省依法治省办、省司法厅组成专题调研组专程到武陵源区,就该区村(居)率先在全省设立村(居)法治工作站工作开展调研。调研组认为,武陵源区建立村(居)法治工作站是贯彻中央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省委提出的“法治湖南”建设的思想者、实践者。武陵源区开全省之先河建立村(居)法治工作站,是创新之举,务实之举,其做法值得在全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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