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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富豪为何选择不归路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近30年1200多名企业家自杀身亡 过度追求事业忽视身心健康
  
  商界富豪为何选择不归路
  
  本报记者 曹晓波
  
  2011年5月23日凌晨,一位老人从23层高楼坠落死亡,人们惊讶地发现,自杀者竟然是公司刚在深交所上市的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
  
  距此三天前,浙江商人卢立强在台州临海灵湖公园溺水身亡,卢是台州最大的钢结构生产企业之一的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
  
  而在一个月的前一天,身家数十亿、极富传奇色彩的包头惠龙集团董事长金利斌以自焚的方式结束了44岁的生命。
  
  连续两个月,3位中国企业家留下亿元身家,相继走向了人生的末路,由此产生的诸多悬念和问题仍然待解,公众开始聚焦企业家群体光鲜表面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20多年来,中国企业家群体被主流经济文化逐渐认同,被赋予“经济脊梁”特性的他们,身边总被“精明强悍”、“春风得意”等众多词藻围绕。然而,不少抽样调查表明,中国企业家群体已成为与心理因素有关的多种疾病的高危人群。
  
  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为自己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走向了自杀身亡的道路。
  
  “因为那太阳般的盔甲过于耀眼,人们的目光穿透不了那耀眼的盔甲,抵达不了他们的心灵。在人们眼里,他们像那盔甲一样的坚硬,直到有一天,那坚硬的躯体轰然倒下时,人们在震惊之余,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坚硬的身躯会毫无征兆地坍塌。”管理专家、商业评论家王育琨在著作《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中,这样描述中国企业家这一群体的脆弱心灵。
  
  企业发展困境是直接诱因
  
  中国企业家因不堪心理重负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近年来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法制周报》记者统计了近10年经媒体报道,颇具影响力的20位企业家非正常死亡案例(见图表),其中“自杀死”占11位,“过劳死”占了8位。
  
  令人诧异的是,他们死亡的平均年龄为50.65岁,只有一位年龄超过60岁。他们经历过商道上多年的摸爬滚打,是企业帝国上的王者,却在物质极度富足的时候,选择极端的方式告别世界。
  
  在他们死亡的背后,企业的发展困境是悬在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外界对于4月13日在奥迪车内点燃自己的金利斌的死因猜测,并没有因警方给出的调查结果而消弭。警方透露,金利斌在自焚之前留下了一份遗书,部分内容是种种苦衷的倾诉。
  
  此苦衷,源于其生前已经债台高筑。就在他死后不久,刑警和经侦支队有关人员分别进驻惠龙集团总部,调查取证,封存账目。
  
  包头市公安局经侦队对此案的调查定性为:金利斌债台高筑,无力偿还而自焚。其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单位犯罪”。
  
  而同样,浙江台州知名商人、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的死,也被认为与错综复杂的债务问题有直接关联。
  
  相关报道显示,虽然身为建设部定点企业,珠光钢构的生意却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好,随着钢材原料的大幅上涨,珠光钢构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一度被迫停工。由于亏损严重,卢立强不得不以抵押等多种方式向银行融资,并大量面向社会集资。
  
  在万昌科技上市前夕,高庆昌遭到了实名举报。万昌科技关联公司、山东万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艾群策向证监会举报,作为董事长的高庆昌涉嫌掏空万昌股份资产,将其转至即将上市的万昌科技;另一面还遮掩万昌股份的经营业绩、长达6年不开股东会。
  
  更多的案例证实,企业家非正常死亡背后的直接原因,很大程度源自企业的运转状况。
  
  2003年9月7日,黄河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乔金岭因企业扩张带来极大压力,脑溢血死亡。
  
  2005年1月1日,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因欠下4亿债务,在企业运转极端艰难的情况下跳楼身亡。
  
  2006年10月31日,安徽华源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裘祖贻因“欣弗”药品不良事件自杀……
  
  
  孤独的王者
  
  “中国企业家健康工程”曾对500多位企业家进行调查,结果证明企业家的健康问题令人担忧。
  
  调查显示,55%左右的企业家常处于创业竞争的心理重压之下,45%左右的企业家阶段性感受到心理压力。这种创业竞争的压力,不光给企业家造成情绪和精神上的强大影响,更直接导致了抑郁症的产生。
  
  其次,企业家往往因为精力过度集中在企业上,很难抽时间去医院体检,很多人小病拖成大病,加上生活习惯普遍存在问题,最终影响了身心健康,以至于猝死的悲剧时有发生。
  
  临床心理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心理系教授谢家树认为,企业家们往往看重事业远远超过家庭,生活和工作经常混在一起,不能很好地找到一个平衡点。
  
  一些细节被谢家树注意到。
  
  2005年1月1日,西安金花集团副总徐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据知情人介绍,徐凯大约在当晚7时左右走进酒店客房,在1月4日下午5时,他被发现自缢于客房之中,经法医鉴定为自杀。
  
  吴金花集团董事长、金花股份董事长吴一坚认为,徐凯之死与其10多年一直住宾馆、生活不太正常有关。金花集团为徐凯生活方便,长期在宾馆为其包房。
  
  “这说明,徐凯缺乏来自家庭、情感上的支撑,这样的生活环境会使人变得孤僻。”谢家树分析。
  
  2007年8月11日,由于在轰动全球的美泰玩具召回事件中“身败名裂”,佛山利达玩具厂老板张树鸿在自己的厂房上吊自杀。近50岁的张树鸿因一心扑在事业上尚未成家立室。
  
  “他们不允许自己软弱,争强好胜,也不愿意让人看到内心的软弱。特别是情感上的缺乏,使他们在面对危机的时候找不到心灵的港湾。”谢家树对记者说。
  
  被隐藏的“累”
  
  一位企业家改编的歌词或许更能让人形象地感受到企业家的生活:“起得最早的人是我,睡得最晚的人是我;应酬最多的人是我,休息最少的人是我……”
  
  2004年底,某机构对温州地区87名著名企业家进行健康体检时发现,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完全意义上的健康者几无一例。
  
  在熟悉浙商的人士看来,“太少休息和放松,事业心太强”也许是这一代民营企业家的通病。经历了第一桶金的积累,民企开始第二次创业,行业竞争压力巨大。不进则退,使得很多企业家紧绷神经。“不少民营企业家只顾埋头创造财富,等到花开结果时却可能无法享受了。”
  
  2004年,《中国企业家》向50多位企业家开展“中国企业家工作、健康及快乐问卷调查”时发现,尽管90.6%的企业家处于“过劳”状态,但仍有高达75.9%的企业家觉得“快乐”。
  
  不愿意说累,似乎是中国企业家的通病。
  
  2001年,青岛啤酒集团公司总裁彭作义,在游泳时突发心肌梗塞意外去世,年仅56岁。那时青啤正在全国上演轰轰烈烈的收购大战。
  
  分别于2004年3月初、4月初去世的大中电器公司总经理胡凯和爱立信中国公司总裁杨迈,死于同一个病因——心脏病,但谁都明白,杀死他们的幕后真凶是长期巨大压力下的“过度疲劳”。他们谁都没有在死前透露过自己对于疲劳的感觉,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已经很累了,或者即使知道了也不愿说。
  
  资料表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日本每年有1万多人因过劳猝死。在1995年1年内,日本著名的精工公司、川崎制铁公司和全日本航空公司等12家大公司的总经理相继突然去世,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医学家调查的结果是“积劳成疾,过劳猝死”。“企业家不容易说‘累’,一方面来自他们自身的疏忽,另一方面他们因为工作职位的原因,与普通人有一定的距离,加之商业竞争的规则,不轻易袒露心迹。”谢家树说。
  
  企业家自身要学会疏导和宽容
  
  复杂的生存环境,是困扰企业家并可能导致其健康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企业家用在会议、社交、商务旅行方面的时间,占其全部工作时间的84.8%,其中企业家每周花费在交际、应酬等纯粹社交工作上的时间约为7小时,这还不包括大量与此性质类似的旅行及会议。
  
  《认识你的职业性格》的作者、管理学者陈鸿毅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许多企业家是工作狂,特别是事业心非常强的企业家,他们的工作确实是超负荷的,但他认为企业家们更多的时候“其实只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有个公司老总高中还没毕业,公司搞企业文化建设需要办内部报纸,老总从文章到版式,都要一一亲自参与,结果使新闻专业背景的员工只好当哑巴。”陈鸿毅对记者说,“一个老板要是真懂得授权,适当作茧自缚,明晰管理职能,‘过劳死’就是天方夜谭。”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分析企业、企业家非正常死亡死法时呼吁,除了政府、政策环境的松绑,解决市场公平准入、融资难、创造和谐环境等外,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企业家自身的强体健身,弄清楚什么是有为和无为,学会疏导和宽容,拥有大局观和归属感。大而强固然好,小而强也是不错的目标,不必去硬争大而强。勉强把企业做大,未必能够抗风险。否则,“病死”、“拖死”、“找死”、“压死”、“憋死”、“老死”等等都是灾难。
  
  “以死为始,以生为终。不在巨富中死去,也不在浅薄和无知的非正常中消逝。”媒体专栏作家于清教曾在博客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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