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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执一案的湖南“蛮哥”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九年执一案的湖南“蛮哥”
  
  周云林
  
  遭遇软暴力
  
  2003年6月,我们一行十人驱车千里直奔浙江慈溪。这是九年来我们第五次为湖南汽车车桥厂与宁波旅行车厂的案子赴慈溪执行了。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当地银行扣划一笔业已冻结的款项。为这件案子与精明的浙商打了多年交道的经验告诉我们,冻账时的风平浪静也许正是扣划时惊涛骇浪的前奏。无暇顾及沿路的风景,一到慈溪,我们即联系上了当地法院,同时准备执行。根据执行方案,我们分了三个执行组:第一组负责指挥,第二组负责临柜办理查扣手续,第三组负责办理行长签字手续。
  
  周一我们刚到银行,就已感觉到银行热闹得有些异样,而就在我们进银行的刹那间,不少站在银行外面的客户几乎同时拥进了银行,顿时使得银行营业间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都是人。客户们你推我挤,把我们第二组的执行员全给分割包围了。第三组的情况也是一样,他们本想通过安全通道去行长室,但楼梯上也塞满了人。这时我们这才知道这些“客户”全是冲我们而来。他们既不与我们发生言语冲突,也不与我们发生肢体冲突,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我们扣划不能。
  
  执行受阻,我们只得撤回住地。研究之后,我们决定再对银行及其周边情况进行侦察,准备第二次执行。但我们发现,不管是住地还是银行的门口,都有拿着手机晃悠的人在望风。执行中的暴力抗法我们并不陌生,但这种软暴力我们还是第一次见识。
  
  为执行四赴宁波
  
  1995年,我们刚接手这件案子时并没有预料到执行有多难。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慈溪,费尽周折才找到宁波旅行车厂的厂址,但这家工厂似乎已经人间蒸发,原来的工厂已经成了一片工地,听说是在搞房地产开发。我们想打听该厂的去向,但被问及的工友都是三缄其口。我们查过工商档案后得知,原来,该厂一个月之前才被宁波洋海集团兼并。洋海集团是个民营企业,住所地在观城镇。这时候,我们才明白,宁波旅行车厂之所以同意调解结案,约期偿还,实际上只是个缓兵之计。等调解书生效进入执行,人家早已金蝉脱壳。我们赶到观城镇,初步探察了一下洋海集团的经营状况,看到集团公司场面不小,又在正常运转,心里这才多了一丝安慰。因为案子尚需变更执行主体,我们只得取了材料打道回府,没有正面接触洋海集团。
  
  1996年,我们二赴慈溪。这次,我们先从银行查询入手,本以为会有所斩获,谁知洋海集团公司也只是徒有虚名,我们查遍了镇上大小银行竟一无所获,只得转而去接触当事人。我们在该集团老总的办公室等了一上午,没有等到这个拥有民营企业家等一系列头衔的大忙人,直到中午,才接到老总在百忙之中给我们打来的电话,约我们在一家饭店见面。我们抱着一种闯鸿门宴的心态决定赴约。老总年纪不大,牛皮得很,见面即大谈其创业史,根本不给我们插话的机会。等到滔滔不绝的老总喘息的片刻,我们终于说明了来意。老总显然是早有准备,我们话音刚落,他就亲自开了一瓶白酒,分成两杯倒好。老总酒杯一端,说喝了这杯酒,十五万给我们送到宾馆。碰到这么爽快的老总,案子能峰回路转,我只有豁出去干了。当日下午,公司果然把十五万元的支票和还款保证送到了宾馆。
  
  半年之后,洋海集团第一期执行款没有到账,推托至第二期。而第二期到期时公司又开始敷衍。我们感觉情况有变,果然,湖桥厂驻杭州办传来信息说洋海集团因为过度扩张,经营不善已停产。当我们赶到慈溪时,昔日一片红火的洋海集团已是人去楼空,机器停摆。银行账上自然无钱,固定资产又执行不了,剩下的就只有拦截债权。经过了一番较量,我们搜到了该公司财务部债权的部分资料,并以此按踪寻迹,调查取证,最后确定将厦门中贸集团作为协助执行人。因为洋海集团的小轮车是通过厦门中贸集团出口的,而出口货款的回笼有一个过程。我们赶到厦门,货款的拦截并没有费多少周折,我们暗自庆幸不虚此行,对日后提取这25万元货款也充满了期待。
  
  双方终于达到和解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1999年,湖桥厂驻杭州办向我们报告,洋海集团的此笔货款早已到了厦门中贸,但协助人并没有协助我们冻结,而是将货款转给了洋海集团。我们只得再赴厦门,执行厦门中贸。到了厦门建行湖滨支行,从查询到冻结到扣划,我们一连经过了三轮交涉。虽然案件的实体审查不是银行的职责,但作为执行员,我们深知道这种沟通的必要。
  
  周旋了一天,我们总算拿到了扣划回执,只待划款到账就算大功告成了。谁知十天过去了,划款还是没有到账。就在我们为此和银行交涉的时候,接到了上级法院的通知,原来当事人已经提出了复议。上级法院审查认为我们证据不足,撤了我们的变更裁定。
  
  四年之后,该案的执行又排上了日程。我们四赴慈溪,通过深入钻研洋海集团的工商资料,又找到了案件的突破口。于是我们把洋海集团的开办单位追加进来,连本带息,冻了140万元。我们清楚,款子虽然冻在了银行,但扣划不会一帆风顺,所以我们才精心组织了这次执行。如今,我们只能再次寻求当地法院的支持。在当地法院大力协助下,我们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协调,终于在马拉松式的艰苦谈判之后双方达到了和解。临别之时,当地法院送行时谈及我们九年执一案的经历,同行送我们一个湖南“蛮哥”的雅号,我们欣然接受。这件案子如果没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不可能有这样的效果。
  
  (作者系常德津市人民法院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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