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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女讲述杨靖宇抗日传奇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已经87岁高龄的方绣云每天仍坚持看公公的传记

杨靖宇的儿媳妇和孙女

杨靖宇留给家里的唯一一张照片

  爷爷领导东北“抗联”9年 家人把桦树皮当传家宝
  
  孙女讲述杨靖宇抗日传奇
  
  本报特派记者 赵雪浩 文/图
  
  发自河南郑州
  
  “红旗招展枪刀闪烁,我军向西征;大军浩荡人人英勇,日匪心胆惊。纪律严明到处宣传,群众俱欢迎,创造新区号召人民,为祖国战争……”这几句铿锵有力的歌词,来自一首名叫《西征胜利歌》的歌曲。也许这首歌很多人都没听过,然而这首歌的作者却是家喻户晓,他就是著名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将军。
  
  “这首歌是我爷爷在1936年创作的,当时为了同北上抗日的红军取得联系,他派部队进行了第一次西征。为了鼓舞士气,创作了这首歌曲。”2011年6月23日,在河南郑州市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内,年过半百的马继先向《法制周报》记者声情并茂地述说起自己“从未见过面”的爷爷的感人故事,“到现在爷爷已经牺牲了70多年,但他却一直活在我们这个家庭里。”
  
  这时,坐在旁边的杨靖宇烈士的儿媳妇,现年87岁高龄的方绣云老人指着桌子上红布包裹着的一段桦树皮说:“这块树皮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她爸爸(指马继先的父亲、杨靖宇的儿子马从云)在世的时候,逢年过节总会拿出来教育家人,后来是我拿出来给家人讲公公的感人故事,以后这个任务要交给孩子们了,要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老人的声音不大,言语中却满是坚定。
  
  为革命两度改名
  
  说起杨靖宇,大家都知道他是鼎鼎有名的抗日民族英雄,然而说起马尚德、张贯一,知之者却甚少,其实他们是同一个人。
  
  1905年的2月26日,伴随着清王朝的风雨飘摇,在河南省确山县古城乡李湾村,一户马姓农民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为马尚德。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打小就调皮捣蛋”的男孩日后会成为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
  
  “从小就很倔,认准的事儿,谁说也不中。”杨靖宇的大孙女马继先现已经退休在家,关于爷爷的故事,她已经能“倒背如流”,5岁的时候,杨靖宇父亲病逝,孤儿寡母的艰难日子,反而让杨靖宇格外要强与上进。
  
  “性子里满是正义感”的杨靖宇在1919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年仅14岁的杨靖宇毫不犹豫地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中。
  
  1925年,他在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街头演讲学生运动;1926年,他受党派遣回确山老家当农协会委员长;1927年,他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豫南农民起义,率领5万农民武装占领确山县城,打垮北洋军阀第八军的一个旅。这一年,杨靖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此时,他只有22岁。
  
  1928年4月,正受警察通缉和搜捕的杨靖宇偷偷回家,扑通一声跪在母亲面前,“儿子不孝,让您吃苦受累了……”当妻子抱出刚刚出生5天的女儿让杨靖宇给起名时,杨靖宇无比愧疚地看着妻子,“就叫小躲吧,躲藏的躲。”
  
  “我姑的名字就叫马躲,后来才改名为马锦云。”马继先回忆说,“我爷爷在我爸刚2岁、我姑出生才5天的那天离开了家。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要干什么,我奶奶和老奶奶都不知道。”
  
  这一次远离家乡,谁也没有想到,竟是杨靖宇与家人的诀别。
  
  1929年8月,杨靖宇被派到抚顺任特别支部书记,化名张贯一。在抚顺,他因领导当地矿工罢工,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被组织营救出狱,历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
  
  “杨靖宇的名字也是他后来打日本鬼子的时候改的,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在抚顺领导工人运动的时候,用过张贯一这个名字。”已近耄耋之年的方绣云,说起自己公公的事情,如数家珍。
  
  牺牲10年后家人方知
  
  1932年11月,杨靖宇被组织派往吉林组建武装部队进行抗日斗争。按照党的指示,杨靖宇结合当地实际,决定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
  
  史料记载,在组织“抗联”一事上,杨靖宇采取了写信、发传单、主动联系等手段。孙女马继先说,“爷爷是大高个,一米九多,顶天立地,令人信任。载入史册的是,16支不同的武装力量齐刷刷凝聚在了杨靖宇的游击队周围,共同围攻大兴川、八道河子、破坏吉海铁路……”
  
  东北被日军视为征服中国的战略基地,但东北抗日联军队伍日益壮大,犹如一把尖刀插进敌人心脏。(转03版)
  
  (接01版)“抗联”牵制了数十万侵华日军,使之无法入关,成功配合和支援了全国抗战。因此日本人对杨靖宇“恨之入骨”,下决心一定要除掉这个“满洲治安之癌”。
  
  从1938年起,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调动军警6万余人,“对于捕杀杨靖宇等须全力以赴”,强调“同时遇‘抗联’和抗日山林队,专打‘抗联’,不打山林队;若是同时遇到杨靖宇和其他‘抗联’部队,专打杨靖宇,不打其他‘抗联’。”
  
  “可以说,日本鬼子为了除掉我爷爷,打击‘抗联’,真是啥招都用过。”马继先回忆说,“就在这样困难的境况下,他们还是继续坚持战斗,是民族的信仰、抗日的决心支撑着他们。”
  
  1940年2月23日,日军在吉林省蒙江县保安村三道崴子包围了孤身一人的杨靖宇,讨伐队劝他投降,他不予理睬,不停用手枪射击,讨伐队遂猛烈向他开火,杨靖宇壮烈牺牲,终年35岁。“爷爷牺牲后,日军还残忍地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
  
  说到这里,看着桌子上祖父被剖腹的照片,马继先数度哽咽,良久无语。
  
  “我18岁嫁到他们家来,根本就没见过公公,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方绣云感慨地说,“解放后党组织找到我们,我们才知道公公在东北打鬼子,牺牲快10年了。”
  
  桦树皮成了传家宝
  
  杨靖宇壮烈牺牲后,日军用铡刀把他的头颅切下,并拍照片示众。最后他的头颅被送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用药水浸泡在瓶子里藏匿起来。
  
  “公公牺牲后,举行过三次公葬,前两次不知道,最后一次我参加了。”方绣云告诉记者。
  
  据史料记载,在杨靖宇壮烈牺牲后,伪蒙江县政府曾于1940年3月在保安村北门外的山岗上搭建起祭祀灵棚,为杨靖宇主祭安葬。安葬仪式按日本习俗,在木碑前横拉着两头细中间粗的草绳,上面挂着白色的纸条,焚香供酒,日本僧人礼拜念经。但当时不论在场或不在场的蒙江老百姓却是以此为祭台,默默地真心悼念抗日民族英雄。
  
  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在蒙江县建立了民主政府。新政府在1946年初召开了各界代表座谈会。会上,动员募捐为杨靖宇将军修墓,县政府作出将蒙江县改为靖宇县的决定。
  
  1948年,长春解放,被日伪军保存长达8年的杨靖宇烈士的头颅也终于被找到。1952年经东北人民政府批准,决定在通化市修建靖宇墓。
  
  “1958年,我们去东北,当时看到公公的头颅,我丈夫当时都哭昏过去了。”方绣云回忆说,“那次公葬是将公公的头与遗骸合葬在一起,他牺牲十几年后,才能得以全身安葬,实在令人心痛。”
  
  此后的几十年里,方绣云和老伴马从云带着儿女们,曾多次去杨靖宇墓前祭拜,虽然每去一次,“都要难受好长时间”,但她认为“难受也要去,让后人们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是无数人用鲜血换来的”。
  
  1953年,是方绣云第一次和老伴马从云去东北,那一次他们辗转前往公公战斗过的很多地方,并特意带回来一段东北的桦树皮。
  
  “当时在那里,我和孩子他爸一起还特意尝尝那些草根、树皮的滋味。”方绣云回忆说,“实在是难以下咽,可公公就是靠吃这个打日本、干革命。”
  
  而这段桦树皮也成了马家的传家宝。
  
  “打我记事起,每当逢年过节,我父亲都拿树皮出来,给我们讲述爷爷当年的故事。”杨靖宇烈士的二孙女马继传回忆说,“父亲过世后,就是母亲拿出来讲,再后来母亲年纪大了,就是我们拿出来给孩子们讲。想着自己有这样一个英雄爷爷,一定不能给他脸上抹黑,也一定要将他的革命精神告诉后辈,让他们继承先人遗志,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杨靖宇将军的唯一“遗产”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在与日军的战斗中英勇献身后,现场留下的遗物有一身破衣、3支手枪、230发子弹、钢笔、怀表、指南针和现金6660元。
  
  杨靖宇将军壮烈殉国,并没有给自己家人留下任何遗产、遗书或遗言。1942年,杨靖宇的妻子在老家病逝,临终前曾拉着儿子马从云、女儿马锦云的手说:“好好藏着你爹的照片,将来等红军打回来了,拿着这张照片找你爹去。”而这张照片是这位抗日民族英雄留给这个家庭唯一的“遗产”。
  

  记者手记
  
  “红色家书”报道是在传承历史
  
  本报记者 赵雪浩
  
  回想做“情系红色家书”系列报道这3个多月以来,我收获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一份对历史的尊重。
  
  “你们是在做一件对革命烈士和民族都有益的好事。”我清楚记得,这是5月26日,远在新西兰的邓邦镇通过越洋电话给我说的一句话,他是革命烈士邓中夏的侄子。5月24日,《法制周报》在16版刊登了《邓中夏:仕宦之家走出的革命者》,这是“情系红色家书”系列报道之三。邓邦镇的赞誉之词,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更是一种鞭策。
  
  其实在这之前,“红色家书”系列已经推出了方志敏、夏明翰的故事,也受到了读者的好评,特别是本报刊发《夏明翰女儿口述一家五烈士红色故事》后,引来不少同行关注,《北京青年报》、山东卫视《天下》栏目、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都纷纷赞扬这篇报道“有血有肉、饱含深情”。夏明翰女儿、85岁高龄的夏芸老人通过儿子告诉记者:“这是近年来,我看过的有关我父亲报道的最感人的一篇。”
  
  而对于我来说,采访夏芸,印象最为深刻。
  
  在江西九江,我特意买了鲜花,带上家乡人的问候,来到了夏芸老人的家。
  
  已经85岁高龄的夏老,因为年前跌跤一直卧床不起,但听说是家乡媒体来采访,十分热情,要保姆将床摇起,半躺着和记者叙话。
  
  我明显能感到她的吃力,她有时候会想很久,并不断重复,并多次叮嘱我“对照史料,别出错了”,那种认真让敬佩油然而生。
  
  “我年纪大了,时间不多了,能多一次机会向媒体说说我们一家五烈士的故事,是我的责任。”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老人拉住记者的手,一再嘱咐,“我们后人没什么,烈士们不容易,要好好记住,别忘了他们。”
  
  在采访左权女儿左太北的时候,老人家总是讲着讲着就哽咽起来,采访不得不几次中断。我能切身的体会到,他们作为一个烈士之后,所承担的压力、肩负的责任和被寄托的希望。
  
  “不能给烈士脸上抹黑。”这是众多烈士后代最为一致的想法。
  
  事实上,很多烈士亲属都在这样默默践行着。他们都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的人,左权的女儿叫上记者一起去菜市场买菜,黄公略将军的外孙女在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打工,而杨靖宇的儿媳与两女一儿挤住在普通的三居室里……
  
  这一切都让我感动,感动他们对烈士的崇敬之情,感动他们平凡的生活,他们没有以烈士后人自居,没有“给烈士脸上抹黑”。
  
  当一切见面的场景、谈话的内容、追忆的历史成为文字时,读者们的评价才是最好的脚注。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法制周报》推出‘情系红色家书’系列报道。透过一封封红色家书,读者品出了蕴含其中的希望、乐观、坚强、艰苦奋斗、迎难而上……”这是5月30日,湖南省委宣传部第63期《阅评简报》给予我们这个系列报道的鼓励。
  
  “《情系红色家书》的策划报道做得很好,篇篇都是自采的,而且每篇都有很强的可读性,也很震荡人心。这期的《女儿追忆“向蔡同盟”铁骨柔情》也是相当的感人。”这是6月8日,来自长沙市开福区的读者刘毅对我们报道的评价。
  
  看到这些,作为该系列报道的记者,感到自己是在完成一项历史使命,无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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