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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杀人案凶手能否获“免死金牌”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云南“赛锐案”再掀风波 刑庭法官释疑死刑量刑情节考量
  
  恶性杀人案凶手能否获“免死金牌”
  
  本报记者 蒋格伟 实习生 余修宇 程浩
  
  “可能是李昌奎案的缘故,最近几天有网民将我们之前在网络上发过的帖子,结合李昌奎案一起发布出来,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受害者吴倩父母张绍琼夫妇说。
  
  近日在李昌奎案事发地云南,同样一起死刑改死缓的案件、被网友称为性质同等恶劣的“赛锐案”浮出水面。
  
  众矢之的的云南高院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云南省高院副院长、新闻发言人田成有宣布,“这个案子10年后肯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
  
  而这一解释并没有平息网友和舆论对两案的质疑。一场“战役”也愈演愈烈——在来势汹汹的舆论与云南高院打出的免死“金牌”之间。
  
  “如果有来生,我愿选择云南”
  
  这是一起由李昌奎案走进公众视线的案件。
  
  2010年5月,当张绍琼夫妇看到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判决书时,顿时陷入绝望之中。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杀害女儿的凶手赛锐竟然最终会“逍遥法外”。
  
  2008年6月18日,他们的女儿吴倩课后随“追求者”赛锐一起走进昭通市昭阳区钻石广场附近的一家咖啡厅后,就没能出来。
  
  吴倩是昭通卫生学校护理27班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据学校老师介绍,在两年读书期间,她一直担任班长、学生会成员,每个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
  
  “事发当天赛锐把吴倩约到咖啡厅,提出双方将此事作个了断。”吴倩的母亲张绍琼说,吴倩谈了一个姓王的男朋友,而赛锐一直在追求吴倩。
  
  赛锐为了赢得吴倩的心竟用刀相逼,吴倩双手抱头哀求。赛锐问一句喜不喜欢,吴倩回答不喜欢,他就狠狠地刺下一刀。赛锐骑在吴倩身上,连刺了27刀。
  
  2009年5月,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赛锐虽在被追捕过程中向警方投案,但其作案手段特别残忍,情节极其恶劣,社会影响极坏,依法不应从轻处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赛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张绍琼夫妇拿到一审判决不久,便听闻赛锐已向云南省高院提起上诉。
  
  去年5月,张绍琼夫妇拿到省高院的二审判决书。判决书里提到,鉴于赛锐有自首情节,且本案系情感纠纷、矛盾激化而引发,对赛锐可酌情从轻处罚。撤销原判量刑部分,判处赛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将“赛锐案”与“李昌奎案”对照,不难发现,两起案件雷同。首先,两案犯均凶残暴虐;另外,更加雷同之处是两起案件的审判改判过程:都是先由一审法院“依法不应从轻处罚”地判处死刑,而再由二审法院也即云南省高院以“有自首情节”、“系情感纠纷引发”为由改判死缓。
  
  “如果有来生,我愿意选择云南这片珍惜生命的土地。”这是网友仿照药家鑫的遗书给云南法院的一封信的结尾。这句话瞬间在新浪、腾讯等微博被传播近十万人次。
  
  恶性命案改判死缓的案例
  
  记者留意到,近年来,随着刑法改革步骤加快,对于死刑的量化、少杀、慎杀理念的贯彻执行在各地得到了实践,在李昌奎案和赛锐案之前,曾有一批这样的案例。
  
  2004年,甘肃张掖“少女被掏肠惨案”,被告人乔建国以极其残忍的手段,从被害人下身将肠子掏出体外,造成一死一伤,甘肃省高院在终审时,认为乔建国如实供述了强奸、故意伤害等犯罪事实,属自首。“根据本案的具体事实情况,还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死刑改判为死缓。
  
  2004年,在贵州安顺的一起重大强奸杀人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崔英杰和宋金宁涉嫌持刀两次抢劫、轮奸受害少女王江兰,并用石头猛砸其头部,将她残忍杀害。2005年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时,考虑到上诉人崔英杰能够坦白其罪行,认罪态度好,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死刑改判为死缓。
  
  2007年,重庆黑龙集团在万州区开发春天花园小区,原董事长向世全在违法拆迁遭到拒绝后,指使手下教训“钉子户”独子,酿成命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时将死刑改判为死缓,缘由是其积极赔偿,取得了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2007年,广东省遂溪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宣雄在办公室将副局长陈振华杀死,宣雄的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作案动机卑劣,且作案手段极其残忍,情节和后果严重,一审时被判死刑。其后,广东省高院“鉴于宣雄作案后能在亲属的规劝、陪同下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不必立即执行”,终审由死刑改判为死缓。
  
  一位刑庭法官眼中的死刑裁量
  
  “以上穷凶极恶的刑事案主角何以得以改判为‘死缓’?”、“在刑事庭法官眼中,哪些情节能成为影响被告人生死的量刑情节?”等问题,成为了大众关注的焦点。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法官范冬明在2009年《“慎杀”刑事政策指导下的死刑量刑情节之考量》(以下简称《考量》)一文中,解答了这些疑问。文中指出,我国死刑的基本政策一贯是“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严格控制死刑的关键是坚持“少杀、慎杀”,严格和统一掌握死刑案件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刑法对死刑量刑情节描述较为模糊,审判也没有统一的量刑标准,各地法院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大任意性的情况,因此,死刑量刑情节的认定和适用一直是刑罚理论专家和司法实务者研究的难点问题。”范冬明指出。
  
  “死刑慎用”已经成为我国死刑制度中广泛认可且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改革方向。
  
  范冬明在《考量》一文中,结合自己死刑案件审判的司法实践,对我国死刑案件中影响被告人生死的量刑情节进行了归类探讨。
  
  因婚姻家庭、邻里矛盾而引发的案件。这类犯罪往往带有突发性,社会危害性、主观恶性具有特定性和局限性,危害结果发生后,犯罪人往往会醒悟悔罪,与图财杀人、伤人相比,社会危害性要小一些,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也要小一点,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对此类案件中的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因此类矛盾而引起的预谋杀人、伤害案件,可以对犯罪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但受害人亲属反映不强烈的,也可酌情从轻处理。
  
  被告人亲属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取得被害人及其亲属谅解的案件。被告人罪行极其严重,但被告人亲属主动赔偿受害人亲属的经济损失,或者在案发后积极参与救助工作,被告人亲属的救助安抚工作得到被告人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受害人亲属,受害人亲属反映不强烈的,可判处犯罪人死刑缓期执行。
  
  被害人有一定过错的案件。对于因受到受害人欺压、威胁、欺骗、虐待、玩弄而杀害受害人的,由于被害人存在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过错,在审判实践中,对这类犯罪分子一般不予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是适用死刑缓期执行以下刑罚。
  
  避免走向“偏颇的正义”
  
  对于李昌奎案,从始至今,云南省高院上自院长,下至审判法官都给出了自己的说法。
  
  云南省高院刑四庭负责人赵林表示,李昌奎二审判死缓,要综合判断。刑事政策有规定,对自首,对农村的山林水利纠纷、邻里纠纷、民间纠纷,以及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一时激愤杀人的,一般来说要慎用死刑,考虑不杀。
  
  当记者追问,面对诸多质疑,回头再看二审过程是否存在偏差?云南省高院副院长赵建生表示,“当然,有错必究是我们法院应该做的。但问题是,我们又错在哪里?我们程序没错,实体没错,依靠法律政策没错。要错肯定是我们观念上理解不一样,但是观念、意识理解的不一样,那是要靠时间去检验(对错)的。”
  
  青年学者羽戈质疑,云南省高院二审改判死缓,形式上的考量大于实质上的考量,观念上的考量大于案情上的考量,案件之外的考量大于案件本身的考量。“他们是站在10年后的高度改判此案,犹如我的一位大学老师,他写的书,我们都读不懂,于是他解释说:我是为100年后的中国人写作。”
  
  质疑声中,更有抨击当前法官遴选体制者。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呼吁:法官必须坚持逐级遴选(或从有一定司法实务经历的检察官和律师中遴选),尤其应禁止高院直接招录应届硕士生、博士生或法学学者——要进法院门,请先去基层。缺乏基层办案经验的法官,容易脱离现实,走向“偏颇的正义”。法院不是超越法律的理念实验场,更不能供养一批对现行法的批判者。缩短理论与现实的距离,认识到刑法仍坚持保留死刑的价值所在,并理解当下的正义,应成为刑事法官培养过程中一个必经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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