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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衡阳血战老兵的47天生死经历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年迈的彭忠志老人在用餐。

彭忠志老人至今仍能很清晰地回忆当年的血战经历。

    24岁的彭忠志的戎装照。

  91岁老人彭忠志讲述衡阳保卫战细节 曾换上日本军服死里逃生
  
  一位衡阳血战老兵的47天生死经历
  
  本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 文/图
  
  “以前,他每说一次就会哭一次,有的时候非常不愿意回忆。”社工人员蒋红霞对《法制周报》记者说,“那段血战日寇的历史,在他的心里是深深的伤痕,每回忆一次,就是揭一次伤痛。”
  
  8月8日,离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还差7天。曾多次接受包括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采访的这位91岁的沧桑老人彭忠志,不再像以前那样拒绝回忆那段有血有泪的历史了。在蒋红霞看来,彭忠志的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的理解和关爱。
  
  “包括志愿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经常来看他,让他感受到了社会的关爱。加上我们也经常跟老人讲,那段历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讲出来可以激励后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他慢慢地就接受了。现在,他能够很清晰地讲述当年的抗战细节。”
  
  不大的房间里,老人将各个时期的纪念牌、奖章、相关媒体报道的音视频资料,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在一本泛黄的相册首页右上角,有一张军装寸照,里面的小伙子英武逼人。
  
  “那是我24岁时照的,现在只剩这一张了。”在老人的讲述中,发生在67年前的那场血战,再一次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老人依照时间脉络一一讲述的那些历史细节,仿佛一部起止47天的抗战“笔记”,在我们遥望历史的时候,将我们带入无限的感动与崇敬当中。
  
  “衡阳会战前我负责刷标语”
  
  抗日战争爆发时,彭忠志正在娄底文艺中学就读。父亲时任江华锡业局局长,胞兄彭忠荣在衡阳第十军预十师29团任迫击炮连连长。这样的家庭背景,彭忠志其实可以有更多选择,但在学校解散以后,他没有投靠父亲在锡业局谋工作,而是选择投奔胞兄,前往衡阳当一名新兵。
  
  1944年4月,彭忠志成为胞兄所在29团的一名政工干事。
  
  “我在学校本来就是文艺积极分子,会写会画能歌善舞。”彭忠志说,团部分派给他的任务就是到街上刷标语,鼓舞市民斗志。“有一次,我哥哥带领部队去接新式武器,团部安排我到衡山的吴集市扎竹排楼刷大标语,我很高兴地接受这个任务去做了,任务完成得很好。”
  
  时隔67年后,彭忠志仍能脱口而出,当年他刷过的那些大标语:“整军精武,还我河山”,“秣兵厉马,驱逐倭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等。
  
  彭忠志没有想到,不久前还是一名中学生的他,转瞬间会成为中国抗战史上最惨烈战事中一名亲历者。在此后的47天里,他和所有衡阳守军一样,每分每秒奔走在死亡线上。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彭忠志说,和两个月前学校解散后的选择一样,6月23日衡阳会战打响后,他又迎来了一个人生抉择的机会。“由于我没有打过枪,作为一名文艺干事,战斗打响以后,不需要宣传了,所以当时部队说我可以选择回家。”
  
  但彭忠志再次作出了从军的选择。“如果我当时退出来,到我父亲当局长的江华锡矿局去,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生死经历了。”
  
  “炸弹的气浪将我和哥哥埋入
  
  土里”
  
  “我们当时负责守环城南路附近的阵地,那里有两座山,一座花果山,一座天马山。”彭忠志说,6月23日战斗打响以后,作为连长的哥哥每天都在阵地上指挥战斗,7月12日,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彭忠荣,子弹穿左胸而过,“我当时就在他的附近,看到哥哥负伤后,立即与他的传令兵一起,把哥哥抬到城内的兵站医院进行救治。”
  
  “当时,我们都在炮兵阵地,那里很隐蔽,相对比较安全,哥哥负伤以后,我们不得不撤离炮兵阵地,在到达医院后,伤兵如山,由于缺医少药,很多伤兵的伤口都长了蛆虫。”
  
  彭忠志说,彭忠荣在陆军野战医院进行简单的治疗后,几天后转移到环城路附近的火车南站的一个民房里养伤。由于缺少吃的,再加上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很多士兵都患上了红白痢疾,彭忠志兄弟也不能例外,在拉了一二十天后,两人都消瘦异常。
  
  “这个时候,我们的炮弹、炸弹都用完了,每个战士的面前只剩下五六颗手榴弹了,战斗力十分薄弱。最为可恶的是,在我们弹尽粮绝的时候,日军又向城内施放毒气弹,每个人的喉咙里都很难受。”
  
  彭忠志自嘲道,在戴防毒面具时,自己闹了一个笑话,差点丢了性命。
  
  日军投放毒气弹以后,我军飞机开始空投防毒面具,由于没有经验,彭忠志直接将面具戴到脸上,结果毒气还是进入到喉咙里,摘下来一看,原来是没有揭开莲蓬头的铁盖。在别人的帮助下,他才正确地戴好面具。
  
  躲过了毒气弹的袭击,却没有躲过炸弹的气浪。彭忠志兄弟同时被埋进防空洞的土堆里。
  
  “那是在一场激战中,敌人的飞机投下炸弹形成的气浪,将我和哥哥两个人从马路上冲到附近的防空洞口边,那个防空洞建在一个三层楼高的房子下面,炸弹将楼上的房子震垮了,好粗一根的柱子都倒了下来。”彭忠志回忆说,兄弟俩被埋在土堆中,过了好长时间才被人从土堆中扒出来。
  
  “出来后,我们同时问对方怎么样了,两个人互相检查一下,发现都没有伤到骨头,也没有吐血,只是擦伤了皮。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伤病员编入敢死队上阵杀敌
  
  “衡阳会战打到最后,有战斗力的战士越来越少,预十师29团成立了敢死队,副团长刘正平(贵州人)命令伤病员也要一起上前线。”
  
  彭忠志回忆说,衡阳会战的惨烈程度是哪怕身为士兵的人都难以想象的。“有的伤病员说,我只有一条腿,伤还没好不能去前线,敢死队长(副团长)说,死守阵地,少一只脚有什么关系?有新兵说我还不会打枪,副团长答,三分钟就学会了。这样一说,大家都不说话了,只跟着敢死队长往前冲!”
  
  到最后,副官、军需、传令兵、担架兵、炊事员都被编入了敢死队。作为政工干事的彭忠志也随哥哥彭忠荣一起上阵杀敌。
  
  让彭忠志每每回忆起来就泪流满面的场景是这些:因为缺医少药,有的重伤员伤口生蛆,剧痛难忍后投江自尽;一个名叫杨子琴的上士班长被日军机枪扫射命中,肠子落在地上冒着热气,他咬紧牙关对彭忠荣高喊“彭连长救命”,但彭忠荣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痛苦中死去;有两个担架兵用竹床抬着一名伤员,被敌机扫射命中,三个人死在一块;连续数天的战斗后,到处都是尸体,根本没有办法收尸。由于当时正是夏天,天气炎热,蝇叮蚊咬,战死的士兵尸体没有几天就起了蛆虫……
  
  在战场上,身为指挥员的彭忠荣受伤成为家常便饭。彭忠志说,“哥哥除了那次被射穿左胸外,还有一次身上被打了一个指头大的洞。只能用黄色的药棉堵住那个洞,换药的时候,直接将药棉扯出来往里头加药。”
  
  从医院搬出来后,彭忠志负责为哥哥进行简单的护理,“当时没有麻药,每次加药都痛得死去活来,用过的绷带还要洗了晒干再用。”
  
  为了找吃的,彭忠志到处去查看。来到一个酱园后,一股浓烈的死尸味扑鼻而来,仔细一看发现满地是死老鼠,揭开盖着竹笠的酱缸,里面也尽是死老鼠。
  
  “酱园的老板早逃难去了,酱园里生蛆的腐乳和起霉的油萝卜一度成为大家的食品。”
  
  换上日本军服死里逃生
  
  在衡阳保卫战中,面对人数多于己方几倍的日军,第十军最终没能守住,衡阳失守,彭忠荣所在的迫击炮连126人仅幸存11人。彭忠志与哥哥彭忠荣同时被俘。
  
  彭忠志告诉记者,“67年前的今天(1944年8月8日),是我铭刻终生的日子。”
  
  这一天,第十军全军官兵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为保存全体官兵和数千伤员的生命,军长方先觉决定与日军停战,所有官兵全部成为俘虏,关押在衡阳市政府、忠爱社、社会服务处这三地。
  
  “我当时被日本人叫去当挑夫,为其挑军需物资送到西乡的演陂桥,我哥哥因伤势未愈直不起腰,只得手脚并用,爬了一通宵最后也到了演陂桥。”
  
  在到达演陂桥后,兄弟俩分别被关在一个房子的楼上和楼下。当晚夜深,在看守的日本兵都睡熟以后,彭忠荣挪动楼梯把彭忠志从楼上接下来,并偷了日本人的两套军装,化装成日本兵逃了出来。
  
  因为两人都穿着日本军服,每到一个村子,看见他们的老百姓都以为是鬼子被吓跑。又困又饿的兄弟俩,后来遇上了一位老人,“我们说是第十军逃出城的,老人半信半疑,带来两个拿汉阳造步枪的年青人,盘问了好久才相信了,给我们换衣服、招待吃饭喝水,乡政府发给我们每人10块光洋作为慰问金,又派三位老百姓用轿子一乡一乡、一保一保接力送到道县。”
  
  时任道县县长的唐鸿烈见到彭忠志兄弟俩后,又发给了他们40块光洋,并用轿子将其送到江华。
  
  “我们就住在莫凤山养伤,事后,哥哥经广西徒步到云南曲靖追随方先觉军长,成为619团战炮连长,而我则留在当地成为战时工作团(文工团)的一名工作人员。一年后的1945年,日军投降,我考取了中央警官学校,先后在南京、广州、重庆、西安、北京、沈阳学习,1949年5月,从学校毕业后分配回湖南工作。”
  
  彭忠志说,1949年6月,他在长沙市工委书记沈立人的领导下,参加地下工作。解放以后,先后在公安部门、教育系统、工厂等单位工作,直至退休,再没有离开过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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