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博客
ChinaLegalBlog.com
“死缓翻案风”考验司法公正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被害人家属开庭时只被允许旁听 律师呼吁为其提供控诉平台
  
  “死缓翻案风”考验司法公正
  
  本报记者 曹晓波
  
  “死缓翻案风”在国内司法界一时劲刮,几桩关于死与不死的案子搅入公众民意的漩涡中。
  
  继李昌奎案后,经媒体披露,云南男子赛锐27刀砍死女友,广西人梁勇杀妻碎尸,两起恶性案件与李昌奎案惊人的相似,犯罪嫌疑人一审时被判死刑,二审却被省高院改判死缓。
  
  目前,李昌奎案已经启动再审。这让赛锐案、梁勇案中被害人家属看到希望,他们要求翻案。
  
  杀人偿命与“少杀、慎杀”的刑事司法理念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被害人的家属为何如此愤慨,背后的直接诱因是什么?是否相关权利被忽视了?
  
  被忽视的权利
  
  纵观这股“死缓翻案风”,记者发现被害人家属面临共同问题:他们未从法律程序上受到重视。
  
  《广州日报》记者近日联系到赛锐案受害人吴倩的母亲张绍琼,她称此案在云南省高院开庭时,他们并未收到通知。7个半月之后,他们才从云南昭通中院处拿到了终审判决书。
  
  2008年6月18日晚7时许,赛锐和女友吴倩在昭通市昭阳区一咖啡厅包厢内因感情问题发生争执。赛锐拿出一把准备好的黑色折叠刀连刺吴倩27刀后逃离现场。
  
  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赛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而云南省高院终审认为,“鉴于赛锐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本案系感情纠纷、矛盾激化而引发,对赛锐可酌情从轻处罚。赛锐属应当判处死刑,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省高院改判赛锐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我们错过了申诉时机,我绝不接受这个判决。”张绍琼说。作为赛锐的终审辩护人、云南有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吕泽华表示,终审时确实未见被害人家属到庭。
  
  同样的情形出现在李昌奎案中,云南省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村民李昌奎,于2009年5月16日将同村的19岁女子击昏后强奸,并将女子与其3岁弟弟杀害。一审判决时,判决执行死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却被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被害人家属未得到二审开庭通知,没有参加庭审。所以,二审判决公布后,被害人家属非常愤怒。
  
  由于缺乏表达平台的被害人家属未能当场申述自己的诉求,致使闹访、缠访不断升级。
  
  法院并未违反程序法规
  
  被害人家属只能坐在旁听席,在法律程序上合法吗?
  
  记者查阅了《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文件,发现并没有规定“二审开庭法院必须通知被害人近亲属参加诉讼”。从诉讼程序看,此类公诉案件,被害人近亲属只能作为证人、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或者申诉时才可参加诉讼,否则只能坐旁听席。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1条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理后应当进行的工作中第四项规定:“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结合该法第82条第(二)项,当事人是指被害人、自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无论从字面意义上看,还是相关法律解释,法院应当传唤的都是被害人而非被害人的近亲。
  
  就药家鑫案二审时也未通知被害人家属到庭的情况,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范钦曾分析,在一审中,存在刑事诉讼和附带民事诉讼两个部分,刑事诉讼原告是国家公诉机关;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是受害人亲属。一审结束后,药家鑫对刑事诉讼部分的定罪量刑提出上诉;受害人家属未就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提出上诉。因此,附带民事部分二审时不再审理,所以受害人家属没有必要参与二审刑事部分的审理。
  
  被害人及亲属面临司法困境
  
  被害人已逝,处于弱势地位的家属们如何参与诉讼则显得异常重要。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思鲁、杨丹曾撰写《迟来的正义——公权力凌驾下的被害人权利保护》一文,剖析了从权力本位出发的刑事审判模式,“将使公权力相对的个人权利,必然在这一力量失衡的对抗中逐渐萎缩,成为制度的牺牲品。”
  
  他们分析,被害人及家属的知情权、发表意见权难以保证。虽然被害人和公诉人同属于控方,但由于诉讼目的、职责和地位的不同,二者在要求惩罚犯罪上有诸多不一致的情形,“如被害人认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比公诉人认定的更加严重,提出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而公诉机关则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或应判处较轻的刑罚。当公诉机关与被害人就案件如何处理产生分歧时,应当如何充分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便成为一个问题。”
  
  在公诉案件中,如果公诉机关未要求被害人当庭陈述,法院往往不通知被害人到庭诉讼,认为会影响庭审效率。与被告人在庭审中的权利相比较,被害人的陈述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被害人近亲就更不用说了。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和法院往往事先已达成默契,被害人如果对判决不服,请求抗诉通常是得不到检察机关批准的。另一方面,审判监督程序的提起相当困难。这样一来,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实际上是不完整的。
  
  他们总结,“归根到底,这都是因为公权力的垄断,过多干预刑事诉讼活动所致,使得被害人无法介入到诉讼当中,充分行使自己权利,而沦为一个旁观者。”
  
  建议建立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
  
  对公权力的约束和控制,才是重建被害人权利保护机制的关键所在。
  
  “构建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机制,增进被害人与被告人权利保障的平衡,虽然任重而道远,但是惟其如此,才能切实保护公民的权利,树立法律的权威。”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思鲁、杨丹撰文写道。
  
  对此,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对记者表示,《刑事诉讼法》第187条规定了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对事实清楚的,可以不开庭审理。但是针对受害人死亡而遗留下的其他近亲属的二审陈述权利,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这样的立法设计初衷可能是基于司法效率、中立的考虑,却容易遭到受害人家属的质疑。
  
  李健律师建议,在中国现今的社会民情之下,司法制度在坚持公正、公平、效率等原则的前提下,是否应提供一个让受害人家属二次控诉的平台,即不影响实体裁决,又能在程序上多一份感性认识,是利大于弊的。
媒体来源:[文章]
(C) 法制周报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