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博客
ChinaLegalBlog.com
蔡锷:父亲背出来的“护国大将军”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曾外孙潜心研究十五载 著《蔡锷大传》澄清历史传闻
  
  蔡锷:父亲背出来的“护国大将军”
  
  本报记者 赵雪浩
  
  9月27日,午后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层照在一座规整的小院里,这是北京西城区棉花胡同66号,别名蔡锷故居。
  
  在人来车往、小摊小贩的一片叫卖声中,任谁都很难相信这“市井之地”曾住过赫赫有名的“护国大将军”。据史料记载,这里曾是明末著名女将军秦良玉屯兵遗址,而近代护国运动首领蔡锷将军于1913年至1915年寓居于此。
  
  “听说蔡锷和小凤仙的故事就是在这发生的,想想挺传奇的。”棉花胡同66号院旁一家开服装店的老板娘对《法制周报》记者说,“自古以来英雄配美人,这故事很吸引人。”
  
  然而,被民间津津乐道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在学者和蔡锷后人眼中却不是那么回事。“蔡锷和小凤仙并不存在什么‘恋情’。”著名蔡锷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曾业英对记者说,两人的交往是蔡锷反对袁世凯称帝谋略中的一环。
  
  而蔡锷后人也向记者表达了同一观点。蔡锷的曾外孙袁泉潜心研究十五载,通过即将出版的《蔡锷大传》来澄清关于蔡锷的历史传闻。
  
  “为四万万人民争人格”
  
  邵阳市大祥区蔡锷乡蔡锷村中,有一处挂着启功题写的“蔡锷故居”牌匾的屋子,这里是蔡锷的家。
  
  1882年的12月18日,蔡锷出生于此,在这里度过11年的童年生活。1893年,他进宝庆府(今邵阳)参加科举,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来过。
  
  在邵阳民间,关于儿时蔡锷的故事并不少。其中最有名的便是父亲带他到宝庆府考秀才时作的那句诗“儿将父作马,父愿子成龙”。从山门镇到宝庆的200多里山路,是父亲背着蔡锷走出来的。邵阳当地人都戏言“蔡锷是骑在父亲的肩膀上走出来的”。
  
  1898年3月,16岁的蔡锷得到督学徐仁铸的推荐,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学习。1899年蔡锷东渡日本,这5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知识,苦苦思索拯救中华的途径。1902年2月,他在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题为《军国民篇》的文章,阐述他“军国民主义”的救国救民主张。
  
  1904年,蔡锷自日本学成归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任职,并最终在1911年到云南担任军职,而云南也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的11月1日,蔡锷在云南响应,起义成立“云南军都督府”,并被公推为都督。是年,他年仅29岁。
  
  在袁世凯称帝野心一步步暴露后,蔡锷抱着“为四万万人民争人格”的决心,在1915年12月25日历经艰难险阻回到昆明,通电云南宣布独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从此功成名就。
  
  “护国战争的时候,他已经积劳成疾,却不医治。”蔡锷的曾外孙袁泉对记者说,“他始终以国事为重,让人钦佩的同时不免有些替他遗憾。”
  
  1916年8月,蔡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冈大学医院,年仅34岁。1917年4月12日,蔡锷魂归故里,国民政府在长沙岳麓山为他举行国葬,蔡锷也成为民国历史上的“国葬第一人”。
  
  迥异于传说:
  
  蔡锷的爱情与家人
  
  说起蔡锷,很多人眼里他是和“侠妓”小凤仙上演“英雄难过美人关”的风流将军。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关于蔡锷的家人,族谱上曾明确记载:“原配刘氏,生一女闺字菊莲,适石台白。又配潘氏,生二子泽琨、泽珂;生女一,闺字淑莲。”
  
  族谱中的刘氏即刘侠贞。蔡锷出生于一个贫寒的裁缝家庭,7岁时在山门镇大地主刘辉阁家中读私塾。刘辉阁看出此子气宇不凡,不但主动提供学费、食宿,还做主将弟弟的女儿刘森英许配给蔡锷。婚后,蔡锷给刘森英改名为刘侠贞,可见对她的期许。
  
  “刘夫人是旧时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家相夫教子,侍候公婆。”袁泉解释说,“1913年她在北京配合蔡公上演了一出双簧,为小凤仙的事大吵大闹,然后回了湖南老家,此后再也没有见过蔡公。她和蔡公聚少离多,一生可叹可敬。”
  
  蔡氏族谱中所记的潘氏即安夫人潘惠英。她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个开明的士绅之家。1911年蔡锷应邀到云南担任军职,二人的缘分也从此注定。1912年夏天二人成婚,在此后的四年时间里,二人几乎是形影不离,可谓一对志同道合的革命夫妻。
  
  “不明白那些小说、电影为什么总纠缠于蔡公和小凤仙的故事,而不根据史料去讲述蔡公和安夫人的爱情故事呢?”作为蔡锷与安夫人的血亲之后,袁泉有些不悦,“事实上,安夫人才是蔡公真正的贤内助和红颜知己,只要去看看蔡公在护国战争中所写的那些家书,就可见他们伉俪情深了。”
  
  根据史料记载,护国战争爆发后,蔡锷便带兵入川作战。军务繁忙之中,他不断给留守昆明的潘惠英写信,有时一天会写两封,思念之殷切可见一斑。倒袁成功后,潘惠英赶往四川与夫君相聚。不久后,她陪着蔡锷远渡重洋,赴日本就医。
  
  蔡锷逝世后,潘惠英将他的一缕头发加入自己的发髻中,以示永不相忘。由于蔡锷一生清廉,没有留下任何遗产,21岁的潘惠英从此以教书为生,孀居至老。
  
  9月28日,因临近国庆和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日,北京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记者辗转与“护国大将军”蔡锷的后人取得联系。由于他们处事低调,记者多次邀约,蔡锷将军的曾外孙袁泉才代表家人接受了《法制周报》的独家专访。
  
  刚过而立之年的袁泉,因为出生时的一场事故导致终身残疾,很多人觉得他不幸,但他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生长在一个不寻常的家庭中”。袁泉的外公蔡端先生是蔡锷将军的长子,而袁泉则从小到大一直在外公身边,与他朝夕相处。
  
  由于身体原因,他反而有时间和精力去潜心研究蔡公,从1996年第一次写下关于蔡锷的纪念文章后,袁泉研究自己的曾外祖父已经整整15个年头。由于从小在外公身边长大,耳濡目染听说了不少曾外祖父的故事,这成为他著述《蔡锷大传》的资本,这本即将出版的书不但凝聚了他15年的研究心血,同时也是为了“澄清一些关于蔡公的传闻”。
  
  “蔡公是一个纯粹的人”
  
  《法制周报》:你第一次听说蔡锷的故事是什么时候?怎么会萌生了去研究他的念头?
  
  袁泉:在1982年我6岁时看电影《知音》,第一次知道主人公蔡锷将军是外公的爸爸、我的曾外公。后来没多久,外公编著的《蔡锷集》出版。有一天外公把书带回家,我看到书里有一张蔡锷将军怀抱一个小宝宝的照片。我问这是谁啊,外公笑眯眯地一指自己的鼻子。1996年,邵阳举办蔡锷逝世8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外公年纪大了,让我代写文章,从那时起,我走上研究蔡公的道路。
  
  《法制周报》:现在关于蔡锷将军有三个问题争议很大,一是故居之争,二是和袁世凯的关系之争,三是和小凤仙的关系之争。你怎么看待这三个争议?
  
  袁泉:关于故居之争,我个人还是坚信邵阳大祥区一说比较准确,因为根据史料,蔡公曾在不满周岁时迁到洞口县去,所以才有现在的争论。而蔡公和袁世凯的关系,我觉得两人都是民国时期响当当的政治人物,只是走了不同的路。蔡公一心为国为民,不计较私利,而袁世凯多少是有私利的。两人之间有英雄式的惺惺相惜,也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决绝。
  
  小凤仙确有其人,但传说中的故事基本是杜撰出来的,十五六岁的小凤仙不认识几个字,当时也并非名妓,根本没有与蔡公相提并论的学识与智慧,更遑论红颜知己。对此,我的新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法制周报》:你所著述的《蔡锷大传》马上就要出版了,这本书有什么看点?
  
  袁泉:这本书是我作为一个后人和研究者的双重身份写出来的。一方面可以告慰外公要求我潜心研究蔡公的期盼之情,另一方面根据各种新发现的史料来订正一些关于蔡公的传闻。譬如我们发现一份小凤仙口述记录,这个记录在梅兰芳先生的秘书处发现的,是小凤仙在解放后找梅兰芳解决工作问题时的一段谈话。有袁世凯资助蔡公东渡日本的真相。当然还有大家关心的蔡公后人的一些情况。
  
  《法制周报》:蔡锷将军的后人现在情况怎样?
  
  袁泉: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特意整理出了蔡锷家族谱系图,上面详细记述了蔡公的后人情况。蔡公的第一代后人,至今只有我姥姥(蔡锷将军儿媳妇)一人健在,她已经91岁高龄了。我的父母、姨妈、舅舅们年纪也不小了,现在宣传蔡公事迹的工作主要落在我舅舅蔡协(蔡锷长孙)、三姨妈蔡慰慈(蔡锷孙女)以及我的身上。
  
  《法制周报》:你曾外祖父所处的时代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你认为研究他们有什么现实意义?
  
  袁泉:虽然蔡公的时代很远了,但蔡公的一些品质和思想却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对于身居高官的人来说,蔡公是廉洁奉公的榜样,而对于身处草根的人来说蔡公是奋发上进、百折不挠的榜样。可以说蔡公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革命实干家。他的一生对得起“光明磊落”四个字,是一个纯粹的人。
  

媒体来源:[文章]
(C) 法制周报的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