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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服刑犯的社区矫正故事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杜中民(化名)在长沙市雨花区司法局做思想汇报。



  湖南4年接收社区矫正人员2.6万人 通过手机定位24小时监控
  
  四名服刑犯的社区矫正故事
  
  核心提示
  
  71岁的柳祖衣每个月都会开着他的三轮简易轮椅车,从长沙市雨花区赤岗冲的住所前往侯家塘司法所。在那里,和他一样也在接受社区矫正的人会从不同地方赶来。
  
  40岁的杜中民是一家公司的高管,他自称“除了不能出差以外,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他负责公司的市场营销,公司付给他的年薪超过30万,再加上每年30多万的股份分红,他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金领。
  
  15岁的肖兵经过自己的努力,成功进入湖南某职业学院读书。与别的学生稍有区别的是,他每月必须到户籍所在地的侯家塘司法所交一次思想汇报。
  
  32岁的曹家坡社区居民周河想去武汉一家电子学校学技术,但至少要到年底才能成行,因为在此之前他不能离开长沙。
  
  如果不深入了解,很难想象在我们周围,就生活着一批因罪获刑的犯人。自2009年推行试点工作以来,社区矫正这个新名词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根据相关规定,社区矫正对象为:被判处管制的;被宣告缓刑的;被暂予监外执行的;被裁定假释的;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日前,《法制周报》记者对不同年龄段、不同情况的四名服刑犯进行了采访,为人们揭开社区矫正的神秘面纱。
  
  本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文 记者 伏志勇/图
  
  近日,记者从湖南省司法厅社区矫正工作处了解到,自2008年9月正式启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开展以来,截至2012年8月底,湖南在矫人数为18949人,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2.6万人,极大地防止了社区矫正人员的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全省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连续三年保持为零,是全国五个重新犯罪率为零的省份之一,为维护湖南省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1年,周河在长沙市火车站盗窃一台手机被警方抓获,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在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的他一度颇为消沉。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周河在金苹果大市场与人合作开了一家服装店,每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
  
  在采访中,《法制周报》记者发现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很多社区矫正人员在司法部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逐步过上了正常生活,改过自新后重新回归社会。这,也是国家试点社区矫正工作的初衷。
  
  总经理助理年收入近70万
  
  杜中民现在的职务是总经理助理,属于公司高管,下面管着20多号人。
  
  “除了不能出差以外,我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2012年9月10日下午,在长沙市雨花区的一个普通茶舍里,杜中民对《法制周报》记者说,他一年能为公司销售5000多万元的砂石,“这个数据还在增长,估计明年会突破7000万元。”
  
  据了解,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
  
  根据有关部门的规定,社区矫正人员可以拥有合法的工作机会。杜中民于2011年假释出狱后,就来到湖南某混凝土公司工作,“公司老总是我以前的朋友,他在知道我获得假释以后,就邀请我到公司来工作,还给了我一小部分股权,一年下来,我的收入差不多近70万元。”
  
  获罪之前,杜中民是雨花区黎托乡某村支部书记,拥有较为广泛的人脉资源。获罪之后,不少人为他的失足感到惋惜,熟悉杜中民的一位原黎托乡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杜中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担任村支书后,看着别人发财,心里有点不平衡,因一件“土地窝案”被牵出,主要罪名是贪污和行贿。
  
  “他被判了5年有期徒刑,在服刑2年9个月后,经长沙坪塘监狱上报,由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假释,于2011年8月出狱来到我局报到。”长沙市雨花区司法局社区矫正科负责人王卓说,杜中民假释后即回到原籍所在地接受社区矫正。
  
  王卓说,杜中民被湖南某混凝土公司录用后,专门负责公司营销,其公司仅2011年就实现上缴税收318万余元,2012年上半年增长到200余万元。
  
  因为工作突出,为社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雨花区司法局目前正在对杜中民提出的假释减刑申请进行审查,如果获得减刑,他有望提前结束原定于2013年11月到期的刑期。
  
  在工作人员帮助下获新生
  
  “我当然希望能够尽快获得减刑。”杜中民说,虽然获得了不错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但毕竟仍是戴罪之身,行动有很多不方便之处。“比如出差就很麻烦,需要很多手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效率,有一些在外地的业务就不好去谈。
  
  长沙市雨花区司法局副局长吴振明在谈到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问题时,讲述了一个事例。
  
  “有一次,一名社区服刑人员在没有告知我们的情况下,擅自去黄花机场坐飞机,准备去外地。”吴振明说,当他在机场刷身份证时,突然被几名民警扑上来按倒在地,“机场派出所后来打电话跟我们核实情况,才知道他是社区矫正人员,由我们派人把他接了回来。”严格来说,社区服刑人员仍然是罪犯。当时的机场值班人员把他当成了越狱罪犯,采取的措施自然更加严厉。
  
  在不需要使用身份证的地方,社区服刑人员没有特殊标记,他们可以相对自由地工作与生活。
  
  2011年,周河在长沙市火车站盗窃一台手机(司法机关认定价值为1470元)后被警方抓获,他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随后被移交到雨花区左家塘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获刑后,周河觉得自己给父母带来了很大伤害,一度颇为消沉。在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周河后来在金苹果大市场与人合作开了一家服装店,每个月有三四千元的收入。
  
  “这段时间暂时处于休息状态,下一步想去武汉学电子元件方面的技术。”周河在等自己刑期届满,然后重新出发,实现自己的梦想。
  
  71岁的柳祖衣是高级知识分子,之前在湖南某机械化学校担任修理教研室老师,1987年调入湖南省某公司担任总经理。直到1997年贪污受贿案发,他一直在该岗位上工作。1997年,司法机关认定其贪污受贿13万余元,判处他无期徒刑。
  
  2003年,因身体原因,柳祖衣被批准保外就医。
  
  “现在,他仍须每年参加一次监狱组织的体检,一年一报。只要保外就医的条件消失,他就必须回到监狱服刑。”侯家塘司法所所长李军告诉记者,与假释不同,保外就医属于暂予监外执行的一种情况,当这种特殊情况消失后仍须回到监狱。
  
  每天早晨5时左右,柳祖衣就会起床,在电脑上看一看当天的新闻,随后,自己准备早餐,用完餐后,在房间内休息。柳祖衣说,闲下来时,他会将家里的电器拆开来进行修理,“不管是坏的还是好的,我会当作一种兴趣坚持。”柳祖衣称,自己年轻时在学校学的就是修理专业,搞修理成了一种割舍不下的爱好。
  
  运用高科技手段加强监管
  
  刚开始时,周河每个星期要到左家塘司法所报一次到,后来改为每半个月一次。每月一次的思想汇报要坚持到服刑期满。因为行动不很方便,柳祖衣每个星期会打一次电话到侯家塘司法所汇报情况,每个月他会开着三轮轮椅到所里参加一次集体学习。
  
  根据规定,社区矫正人员还须定期参加公益劳动,考虑到柳祖衣年纪大了,他的劳动被减免了。
  
  周河与杜中民的公益劳动任务,在各自所属司法所的组织下定期进行。
  
  因与他人一起抢劫而获缓刑的肖兵,在去某职业学院读书前,在侯家塘司法所辖区内的“孟妈妈青护园”内接受帮教,负责“青护园”内的卫生、接待等工作,每天还需写一篇日记。
  
  令外界普遍关注的是,作为罪犯的他们仅靠自律能否达到改造效果?带着上述问题,记者采访了雨花区司法局局长梁云伟。
  
  “2009年开始试点以来,雨花区累计接受各类社区服刑人员398人,依法解除矫正163人,目前在矫还有235人。”梁云伟介绍,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内容,他们摸索了一套社区矫正工作的模式:一是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组建各方参与的矫正主体,二是对社区服刑人员实施分级管理、动态监测。
  
  “为了保障社区矫正效果,雨花区成立了以公、检、法、司为核心的专业执法队伍和以社会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社区服刑人员家庭成员为基础的帮扶队伍。”梁云伟表示,日常监管以专业执法队伍为主,杜绝社区服刑人员的侥幸心理,防止其重新犯罪。同时,充分发挥帮扶队伍在心理矫治、亲情帮扶的优势,及时化解其心理困境和生活困难。
  
  雨花区通过与各类社会组织合作,建立了社区矫正公益劳动基地、警示教育基地和心理矫治基地等社会服刑人员的矫治场所,并对社会服刑人员根据其所犯罪行、一贯表现等情况分为严管、普管、宽管三个级别,要求其定期写思想汇报、参加公益劳动、组织集中学习等。司法所依据制度规定,每月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结合再犯罪风险评估以及矫正效果评估情况,对社区矫正人员实施分级管理。分级管理会根据其表现动态监测,依据规定,进行调整。
  
  据了解,目前,湖南正在尝试运用信息管理平台、GPS定位等科技手段加强对社区矫正人员的监管,对长沙市等7个市州50个县市区的部分社区矫正人员进行了手机定位监控。目前,全省累计社区矫正人员减刑3人、记大功2人,撤销缓刑9人、假释1人、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收监执行7人、治安处罚2人、宣告禁止令155人、解除禁止令101人。
  
  “我们也引入了信息化手段,通过手机定位系统实现对他们的24小时监控,一旦服刑人员离开本管辖区域,系统就会通过平台发出警示信号,连续长时间无人接听电话也需要说明情况。”梁云伟介绍。
  
  “对社区服刑人员,我们并不是一味的严管,还突出一个情字,实施亲情帮扶。”梁云伟称,每当逢年过节,局机关领导都会到相应的帮扶对象家中慰问,“去年底,我们给两名对象各送了2000元慰问金,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文中社区矫正人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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