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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法》:撑起百姓权益的保护伞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物权法》成为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武器。拆迁必须做到“依法拆迁、阳光拆迁、和谐拆迁”。

                                                     本报记者 伏志勇 实习生 陈灿/图 

 

▲ 在长沙图书城,市民在选购法律书籍。本报记者 伏志勇 实习生 陈灿/图 

 

  为中国民法典奠定基础 实施五年有力地维护了私有财产
  
 《物权法》:撑起百姓权益的保护伞
  
  核心提示


  “没有想到我的案件会成为中国《物权法》第一案。”感激,这是李福莲在谈起《物权法》在这起案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时表达出来的心声。
  上世纪50年代末,李福莲父辈所有的一处房产被没收,此后40多年,该房被当作公房出租给其他居民。直至2005年9月,该房产经落实政策退还给李福莲,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但是一些房间一直由被告刘玉莎租住占用,虽然租赁合同早已到期,但刘拒绝腾退房屋。李福莲只好诉诸法律。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法院最后根据刚刚实施的《物权法》,判令被告刘玉莎腾退所占用的房屋并移交给原告李福莲,并向李福莲赔偿占用期间的租金损失4855元。
  从1993年开始筹备到2007年3月16日被审议通过,前后历时14年;从2002年12月初次审议到2007年审议通过,共经过5年8次审议,《物权法》这部中国首次明文保护私产的法律才最终面世。
  《物权法》就“70年大限到期后,我们的住房怎么办”、“土地承包期届满后该怎么办”、“征地拆迁如何补偿”、“小区车位、车库如何确定归属”等公众关心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使老百姓有了保障自己权利的武器。
  《物权法》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评价:《物权法》是一个保障民生的基本法律,是整个民法典的基础。它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民法典向诞生迈出了关键一步。
  
  本报记者 曹晓波
  
  李福莲没有想到她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新闻人物,这一天是2007年10月8日,《物权法》正式实施的第8天。
  本来,她打的这起官司只是一件普通的民事房产纠纷案,却被撞进“中国物权法第一案”的法制史洪流中,成为媒体集中解读的典型案例。
  事情的缘由很简单,上世纪50年代末,李福莲父辈所有的一处房产被没收,此后40多年,该房被当作公房出租给其他居民。直至2005年9月,该房产经落实政策退还给李福莲,并办理了产权过户手续。但是一些房间一直由被告刘玉莎租住占用,虽然租赁合同早已到期,但刘拒绝腾退房屋,李福莲只好诉诸于法律。
  法院判令被告刘玉莎腾退所占用的房屋并移交给原告李福莲,并向李福莲赔偿占用期间的租金损失4855元。评论人士将此案称为我国《物权法》实施后“司法在第一时间内对第一权利的保护”。
  “《物权法》第一次在法律上把个人的财产置于和国家财产平等对待,目的就是要更充分地关注民生,保护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具体说来,无论是公有制单位,还是私人企业,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只要是其合法所获得的财产,就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物权法》起草者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说。


  “我们碰到了好时机”

 

  当谈到案件由来时,李福莲颇为感慨。
  “我父亲在1959年房产改造的时候把房产交给了政府的房产公司。此后40多年,这处房子被出租给其他居民。数年前,长沙市房产局给我们发来了一份通知书,上面有我父亲的名字,证明房子是我们家的。后来我就产生了把房子要回来的想法。”
  2003年,经过李福莲等人的努力,表明房产归李家所有的文件终于下来了。但在此后的几年中,李福莲却仍然只能在长沙租房住。
  “政策落实后,我需要和房屋的4家租户签约。但签租约期间却遇到了很大阻力,一开始他们根本就不跟我打交道,只认房产公司。后来经过很多波折找到了老的房产证明,在拖了两年以后,2005年9月30日终于把产权证发了下来。”李福莲回忆说,“产权证拿到以后,第二步就是要把当时的租户安置了。落实办后来帮4家租户全部安置好了新房子,但他们还是不搬走,房子仍旧拿不回来,我只能打官司。因为一共有4家租户,所以我们就将4家租户分别起诉,刘玉莎案件是其中的一起,也是最早宣判的一起。”
  “没有想到我的案件会成为中国《物权法》第一案。”感激,这是李福莲在谈起案件适用《物权法》时表达的心情,“当时我们是碰到了好时机,《物权法》的正式实施对我的案子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最终,长沙市芙蓉区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在该处房屋由政府向原告移交并办理了产权变动登记手续之后,原告即取得了房屋的所有权,根据《物权法》的规定,这一不动产所有权应当得到尊重和保护。尽管被告刘玉莎为该房屋的原租户,但他毕竟不是所有权人。他在未与新的房屋所有权人签订租赁协议的情况下,直接占用房屋,构成了恶意占有。法院判令刘玉莎腾退房屋并赔偿租金损失。
  
  百姓有了保障自己权利的武器

  郑力是中国《物权法》第一案原告代理人,见证并且参与了原告和被告在法庭上的激烈辩论。回忆起这起案件,他说,当初案件的走向牵扯到的全部是案件当事人最最切身、最最实际的问题,“租住期间为房屋修缮所产生的花费、与房产公司之间的租金问题等等,因为关乎到钱等敏感问题,导致被告方面也是据理力争。”
  “在双方僵持的情况下,没想到法院最后能够根据刚刚实施的《物权法》进行宣判。”郑力说,“我感到很满意,《物权法》的施行,使法律对公民权益的保护更到位。”
  “如果没有《物权法》的规定,我们审理此类案件只能使用《民法通则》第71条的规定,而这条规定很模糊,过于抽象,不好操作。”该案审判长江涛解释说,《民法通则》第71条仅仅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而《物权法》不仅明确了所有权人的上述四项权能,还规定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以得到哪种法律保护。
  对于民众关心的“70年大限到期后,我们的住房怎么办”的问题,《物权法》也有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对于不少农民提出土地承包期届满后该怎么办的问题,《物权法》规定,土地承包期届满可继续承包,赋予了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对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物权法》也作出了明确规定,为公民维护“阳光权”提供了法律依据。此外,《物权法》还回答了征地拆迁如何补偿,小区车位、车库如何确定归属等公众关心的问题。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指出了《物权法》的两大亮点:一个是将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作了界定,使得国有资产、集体财产、个人财产三者的关系更加明确;另一大亮点在于明确了物权所有和所用制度。
  乔新生说:“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所有权,而忽视了使用权。《物权法》的一大意义在于由关注所有权向明确使用权转变,最为突出的就是将土地使用权、所有权进行了明确规定。《物权法》的出台,树立了现代产权观念,使财产归谁所有这一观念深入公众脑海。”
  参与起草《物权法》的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教授表示:《物权法》是保护私人财产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尤其是在集体土地征收和私人房屋征收方面。《物权法》通过以后,对于私人财产的补偿大大提高了,老百姓的权利也大大提高了,老百姓常常拿《物权法》来保护自己的权利,有了保障自己的武器。
  
  开门立法收到11543条意见

  “能够起草一部《物权法》是很多前辈民法学者多年的一个梦想。我是在1998年参与到《物权法》的起草工作中的。”江平介绍说,我国在1993年就已经启动相关工作,当时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讲话刚刚结束,提出市场经济的概念,这个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制定《物权法》的历史大背景。
  据悉,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草案全文公布,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共征集到11543条民意。
  “一方面因为《物权法》关系到每个人,所以它引起社会的关注是很自然的。再有它涉及到国家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一些问题,所以它也容易引起一些争议。”谈及《物权法》之所以如此受关注,王利明回忆说,不仅是因为群众呼声高,同时也因为各种意见极其之多,当时就有人批评《物权法》中平等保护原则,认为那就是保护富人财产,是“违宪”的,因为宪法规定是保护公有财产,这在当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甚至在2005年8月,开始有人指责《物权法》草案“违宪”。这种观点引起激烈争论的同时,也受到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重视。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三项重要的相关活动:高层次的座谈会、组织调研组和立法论证会。
  “里程碑”——翻阅王利明2007年以来接受媒体采访时,评价《物权法》出台的意义,这几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这是一个保障民生的基本法律,老百姓最大的民生就是财产权,财产权利如果不能得到保障就谈不到民生。”王利明称。
  
  《物权法》是整个民法典的基础

  王利明认为,《物权法》实施的总体效果是好的,不过其中很多内容都是原则性、抽象性的,操作时可参照的具体标准比较少,需要对不同内容作进一步细化,制定出配套的解释和法律法规。
  比如,征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究竟什么是“公共利益”,《物权法》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事实上,要给“公共利益”下一个准确定义是非常难的,那么可以变通一下,对此作一些举例补充和介绍,虽然不全面,但是能够让百姓形象地知道“公共利益”是什么。
  另外,《物权法》涉及的政策性内容,也要尽快制定相关法律。百姓看了法律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因为体制上没有同步,操作体系上有差别,到政府部门办事时,他们得到的是不同的回答,遇到问题也需要按照其他办法来解决。就拿房屋登记来说,《物权法》规定要统一登记,老百姓的房子明明是一件物品,可因为涉及不同管理部门,便既要办理房产证,又要办理土地证,少办一张证件今后就可能遇到麻烦,但一次登记就能解决问题。
  王利明还认为,《物权法》是整个民法典的基础,这部法律的通过标志着中国民法典向诞生迈出关键一步。
  “《物权法》、《侵权责任法》这些起着支架性作用的重要法律的颁行,意味着我国在制定民法典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但我国毕竟还没有制定出一部民法典。”
  “由于民法典的不同组成部分制定于不同的时期,在民法典各部分颁布之后,需要对各部分加以有机的融合与协调,从而编纂成一部法典,这样就更加需要一个科学合理的、富有逻辑性和内在一致性的体系来整合民法典的全部内容。中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大陆法系的重要标志就是民法典,只有民法典颁布才能真正使得民事立法走向体系化,也才能够真正为法官依法裁判民事案件提供依据。”在一篇题为《向中国自己的民法典迈进》的文章中,王利明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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