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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创新机制化解医疗纠纷
媒体来源: 法制周报的BLOG

 株洲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


  顺利化解80余起“医闹” 医调中心成“定海神针”
  
  株洲市创新机制化解医疗纠纷
  
  因手术后护理中出现问题,医院方面在抢救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镇静剂和吗啡,刘某于2011年3月22日凌晨死亡。得到不幸消息的刘某家属,当即与医院方面交涉无果,事态恶化,与刘某同村的200余村民准备第二天到株洲市人民政府静坐。
  
  关键时刻,株洲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以下简称医调中心)的调解员赶到了现场,以情待人、以理服人,很快就让医患双方达成了共识,成功化解了一场医疗纠纷。
  
  近年来,“医闹”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化解?株洲市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破解之道,这就是正在株洲全市推行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据悉,自2011年1月25日,医调中心成立以来,共有85起医疗纠纷进入医调中心,除两起进入司法程序外,其余83起都以民间协调的方式,由医调中心出面成功化解了。
  
  在株洲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兰晓东看来,医调中心的作用是,使医患双方在发生矛盾时,有了一个缓冲地带,协调位置移到医院以外的地方,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纠纷发生后对医院正常秩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专家型的人才所组成的调解队伍,具有丰富的调解经验,能应对各种情况下发生的矛盾。
  
  从目前的实际运作来看,医调中心赢得了医患双方的高度认可。不过株洲化解医疗纠纷的创新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内被复制推广,还有待市场和社会的双重检验。
  
  本报首席记者 朱春先 文/图
  
  近年来,“医闹”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化解成了一个颇有些难度的问题。但在株洲市医疗纠纷调处中心(以下简称医调中心)主任李兴玲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李兴玲以她亲身参与调解处理的数十起医疗纠纷案件为蓝本,发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破解“医闹”困局之道,这就是正在株洲全市推行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
  
  “这种制度完全独立于医院与患者之外,利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机制,进行第三方调处”,主导此项改革的株洲市司法局副局长夏剑在接受《法制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2011年1月25日,株洲市医调中心挂牌运作以来,这种全新的矛盾化解模式,已经呈现出巨大的创新价值。
  
  株洲市司法局的统计资料显示,自医调中心成立以来,共有85起医疗纠纷进入医调中心,除两起进入司法程序外,其余83起都以民间协调的方式,由医调中心出面成功化解了。
  
  “医调中心,既是我们患者的娘家,也是你们医院的娘家……”曾有死者家属在医疗纠纷成功解决之后,感慨地对当事医院负责人说。
  
  一场预谋200人的“医闹”被平息
  
  2011年3月21日,患者刘某因心肌梗塞到株洲市人民医院治疗,并在当天下午两点多进入手术室。
  
  李兴玲介绍,刘某当时的手术很成功。但术后,刘某的情况却急转直下。由于护理中出现问题,医院方面在抢救过程中使用了大量的镇静剂和吗啡。刘某于22日凌晨死亡。得到不幸消息的刘某家属,当即与医院方面进行交涉,但双方分歧较大,事态开始恶化。刘某的家属不同意将其尸体移走,并且组织人员堵住了该医院住院部的大门。医院方面报警后,警方准备按照规定将尸体转移,就在这一过程中,双方发生了肢体冲突。
  
  在后来的接触中,李兴玲了解到,刘某死后,其同村的村民情绪相当激动,大约有200余村民准备第二天到株洲市人民政府静坐。刘某死亡事件眼看即将升级。
  
  关键时刻,株洲市医调中心的调解员赶到了现场。“在那种状况下,医患双方互不信任,我们只好来来回回在两者之间做工作,把各自的观点和意见完整收集,并将调解地点从气氛激烈的现场移开,才能慢慢地找到解决的办法。”李兴玲耐心地做着双方的工作,很快就让双方达成了共识。
  
  3月22日,在电视台记者的见证下,刘某家属与株洲市人民医院的相关负责人,在医调中心的办公室签订了调解协议。
  
  刘某家属在离开医调中心办公室前,对在场的医院负责人说道,“调解中心既是我们患者的娘家,也是你们医院的娘家……”
  
  无独有偶,4个月后,同样的医疗纠纷又在株洲市三医院发生。
  
  2011年7月21日下午,黄某骑摩托车摔伤头部,当晚7时左右进入株洲市三医院治疗。入院后,医生为其进行了颅骨瓣减压、硬膜外及硬膜下血肿清除手术,但终因抢救无效于22日凌晨死亡。
  
  黄某家属坚持认为,黄某的死亡与医院方面在抢救过程中存在过错有因果关系。但这一质疑遭到院方的坚决否认,医方认为每个医疗环节都没有过错,拒绝为此承担赔偿责任。
  
  双方矛盾迅速升级。黄某家属买好花圈和鞭炮,闻讯赶来的数十名当地村民抬着一副棺材要强行进入门诊大楼,在医院内为死者摆设灵堂。而医院方面则组织了几十个医务人员堵在门诊大厅门口,防止黄某家属进入。场面一度失控。
  
  黄某死亡事件发生后,警方介入控制了失控的局面,闻讯赶到的医调中心调解员立即利用事态平息的间隙开始现场调处,随后又转移到医调中心办公室继续协调,终于使双方达成了协议。
  
  以情理服人没有解不开的结
  
  “如果没有医调中心工作人员的努力,父亲的死所带来的冲突和伤害,没有那么快能得到平息。”另一名亡故患者的家属、退休职工陈宗芳表示,株洲市医调中心充当了患者与医院方面的“缓冲墙”的作用,工作人员的态度也做到了充分的中立和公正。
  
  “我父亲是2011年8月25日,因为腹部不适到湖南省直中医院(原株洲市中医院)看病的。去的时候,父亲还是步行去的。”陈宗芳回忆说,到了医院后,医生不同意为父亲做胃镜,而只是随便用手做了一下检查,并开了3副中药后让父亲回家。随后,27日、29日,父亲又先后两次来到该医院看病。
  
  父亲死亡后,陈宗芳等家属认为医院方面存在严重过错,并列出了六大疑问,包括拖延救治时间、判断病情不准、主治医生玩忽职守、病人出现问题找人不到等等。
  
  由于之前就对医调中心有所了解,陈宗芳在父亲去世后即向该中心提出了调解申请。
  
  “我们在认真听取了患方的倾诉,并查看了病历后发现,医方在治疗和检查中确实存在对患者失误的地方,但双方在赔偿数额方面达不成一致意见。于是,我们从专家库请来相关专家,对该案的相关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李兴玲说,医学专家据此提出了专家意见,在拿到专家意见后,调解人员再次找到医院方面进行协调,“使医方也认识到在对病人治疗中自身存在问题,有问题就要承担责任。”
  
  最后,双方意见逐步靠拢,医院方面同意对患方家属补偿55000元。
  
  “缓冲墙”促医患双方握手言和
  
  兰晓东是株洲市人民医院医务科副科长,主要负责院内发生的医疗纠纷的处理。在他看来,医调中心的作用是,使医患双方在发生矛盾时,有了一个缓冲地带,进协调位置移到医院以外的地方,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医疗纠纷发生后对医院正常秩序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专家型的人才所组成的调解队伍,具有丰富的调解经验,能应对各种情况下发生的矛盾。”
  
  兰晓东说,长期以来,医疗事故发生后的处理模式,都是医院与患方家属直接协商,有时候向卫生局报告,由其充当第三方的角色进行调解。与此同时,通知公安、维稳办出面维持秩序。“在这种模式下,患方家属往往会采取过激行动,处理效果很难令人满意。”
  
  “医调中心以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出现,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更能让患者信服。”兰晓东表示,株洲市医调中心成立一年多来,已为医院协调处理了5、6起医疗纠纷,每一起都办得比较圆满。
  
  记者注意到,担任株洲医调中心首席调解员的4人中,有两人退休前系公安干警,其中1人还是某公安分局政委,1人来自法院,1人来自卫生系统。“这些人除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外,更重要的是,能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对案件进行合理分析,找到双方的共同点。”夏剑称,从一年多的实际运作来看,这种组合是成功的,在调处的85起案件中,仅有两件进入司法程序,其余均以成功调解告终。
  
  “司法局本身就有一项职能是人民调解工作,在过去的工作实践中,医疗纠纷调解没有单独列出来,而只是作为人民调解的一部分,在基层司法所中履行职能。”在夏剑看来,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再依靠传统的调解模式,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株洲市创造性地提出,成立专门的医调中心来负责该项工作的开展。成立了以主管副市长为组长,包括综治办、司法局、卫生局、公安局、法院、财政局、保险协会等为成员单位的领导小组,并在该领导小组的指导下,成立了株洲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医疗纠纷调处中心。
  
  考虑到要突出医调中心第三方中立者的角色定位,医调中心既不设在司法局或卫生局内,也远离相关医院。为保证调解的公正和独立性,还专门设立了包括法学和医学两个专业的专家库,在有需要时随机抽取相关专业的专家进行案情分析,确保观点中立。
  
  医调中心首席调解员、退休前曾担任株洲市三医院院长的唐涤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株洲市医调中心的创新意义高度认可。“过去当院长的时候,我总认为患方家属来找事是无理取闹,现在我已经完全不这样看了。”唐涤泉说,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维权意识的提高,医疗事故发生后,他们要求院方给说法是完全正当的。唐涤泉认为,作为完全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医调中心派出的调解员,通过语言沟通和肢体交流,以理服人,以情待人,更能赢得双方的理解。
  
  从目前的实际运作来看,株洲医调中心在保持人员独立(所聘调解员不隶属于任何单位,工作报酬由医调中心发放),财务独立(由政府拨付一定的资金,加上保险公司从医院投保金额中支付一部分,不收取医患双方任何费用)的情况下,赢得了医患双方的高度认可。据记者了解,以独立体系进行运作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此前在岳阳曾有过相关试验,但其他地市尚未有明晰的做法。而株洲模式能否在更大范围内被复制推广,还有待市场和社会的双重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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