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机场巴士公司发现持乘车证人员突然增多，而乘车证信息与持证人不符，遂向警方报案，并由此牵出京城首例侵犯个人信息案。

虽然，刑法修正案新增了侵犯个人信息的罪名，但在现实中，因此被追究刑责的人少之又少。坊间传言，现有的屈指可数的几个案例，也存在“只打苍蝇没打老虎”的问题。

 

 

▲北京西城城管查获了一个贩卖各种名录册的小贩，当场收缴“老板手机号码册”、“高级主管名单”等名录60多本。                 CFP供图

 

                                           本报见习记者 陈霄 本报记者 焦红艳 发自北京

 

北京人周广进这次是“出名”了。

近日，他作为北京市第一个涉嫌侵犯个人信息罪的人，被公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戏剧性投案

《法治周末》记者获悉，京城首例侵犯个人信息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的落网，颇具戏剧性。

2009年9月的一天，北京某地下停车场内上演了一场如电影镜头般的“追逐战”：两名男子发觉有人包抄他们，赶忙冲到自己的轿车前，拉开车门跳了进去，迅速驾车离去。

途中，为了摆脱后面的追逐，他们还将停车场外的围杆撞开了一个缺口。

包抄他们的人随后驾车追赶，但终究还是慢了一步，追丢了。

事实上，追赶他们的人是几名便衣警察。被追的两个人，一个叫李笑辰，一个叫甘雪斌，涉嫌仿造有价票证犯罪。

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两个追丢的人，却自己跑到派出所自首了。

两人图的投案自首，牵出了京城首例侵犯个人信息刑事案件。

李笑辰、甘雪斌原是北京民航机关服务局下属联营办的职员，离职后一直无所事事。

不久，两人商议出一条“弄钱”途径：伪造机场大巴乘车证出售。

按照两人的设想，乘坐机场大巴每人每次16元，对于每天都要乘坐机场巴士上班的人来说，乘车证是有市场的，而制证成本又非常低，利润可观。

说干就干。

后来，机场巴士公司严查证件。两人找到了联营办的工作人员周广进，后者利用工作上的便利，向李笑辰、甘雪斌提供大量机场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

两人随后利用这些信息仿造民航机场巴士乘车证1000多张，以每张150元的价格出售，共获利20余万元。

不久，机场巴士公司发现持证乘车人员突然多了起来，开始严查证件，发现许多乘车证上的个人信息与照片不相符。机场巴士公司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侦查，警方锁定了李笑辰、甘雪斌。于是，便出现本文开头的一幕。

李笑辰、甘雪斌投案后，供出周广进。

今年1月13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朝阳区检察院有关人士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是北京第一起因出卖个人信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周广进符合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特殊主体要件。

据悉，2009年2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将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罪列为新罪名。

该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周广进所在航空公司联营办，正是条文中规定的“交通”单位。

案件承办人杨璐还对《法治周末》记者透露，以前，遇上这样的情况，一般会以伪造有价票证罪的共犯来追究周广进的刑事责任。

“但共同犯罪要求有共同主观故意，如果这个案子没法证明周广进知道李笑辰、甘雪斌利用他透露的个人信息作何用途，那么就无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杨璐说，“现在既然有刑法修正案，依据特殊法优先于一般法，也就适用出售个人信息罪名。这两个罪名在量刑上不会有太大区别。”

 

刑案屈指可数

公民个人信息在现实中遭遇的侵害，在当今信息社会中，没有人会觉得陌生。例如，大多数拥有手机的人，都收到过莫名其妙的各种宣传、推销、中奖等信息。

杨璐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她的手机就不间断地接到各种宣传电话，信息是从“哪个环节泄露都不知道”。

《法治周末》记者获悉，因侵犯个人信息安全被追究刑责的人少之又少。此前，媒体报道的侵犯个人信息安全获刑的案例，也仅有广东省珠海市的周建平案及浙江省杭州市的崔某非法获取、出售个人信息案。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我国个人信息立法“相当欠缺”，制度配套也没有跟上，不仅缺少“特定领域法”(即个人信息保护法-记者注)，而且在现有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当中，甚至缺少对“个人信息”的定义。

“刚刚通过的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隐私权，但该法对隐私权也没有定义，隐私与个人信息的界限也没有明确。”周汉华说。

周汉华认为，刑法中新增设侵犯个人信息的罪名是一大进步，“但即便这样，也不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达到周密程度。缺少统一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到底泄露哪些个人信息才被追究刑事责任，现行法律并不明确。”

杨璐也向《法治周末》记者提到，刑法规定构成侵犯个人信息安全罪，必须是“情节严重”，但怎样才算“情节严重”，目前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司法实务中只能靠办案机关把握。

周汉华也认为所谓的国家相关规定过于抽象。据他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制定刑法修正案时，曾经专门统计过这些规定，都是“比较简单的行业规定和部门法”。

至于国内罕见刑事个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立法上的缺陷，还包括对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视不够，打击犯罪的投入不足，执法人员熟悉刑法新罪名还需要一个过程等等。

“由于缺乏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现实中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泛滥、猖獗。”周汉华说。

 

苍蝇与老虎

几乎所有的受访专家都提到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中的执法问题。

在中国政法大学侵权法学者罗瑶看来，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从民法上的名誉权到隐私权再上升到刑法，立法不可谓不完善，“关键还是执法力度问题”。

“目前缺乏统一的保护个人信息的执法机关。”周汉华说，“裁判员、运动员不分，行政执法不力，体制、方式和手段都欠缺。”

广东发生全国首起侵犯个人信息刑事案件后，周建平被判处刑罚，但社会公众并没有对这样的结果欢呼鼓舞。对此有专门研究的法律界人士沈彬的话代表了部分公众的意见，“只管支流，没抓源头”。

他向记者提起2009年央视“3·15晚会”上披露的山东移动公司出售个人信息事件，“最终没有人受到责罚”。

“广东的个案，最终没有从周建平向上追溯，只打苍蝇，没打老虎。”周汉华说，“危害更大的其实是提供个人信息的人，提供与出售好比是‘主动脉’与‘毛细血管’，要根治，得从‘主动脉’动手，从源头上打击。”

个人信息保护，在重重困境中，尤显艰难。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自然被寄予厚望。但作为该法起草人之一的周汉华却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个人信息保护法起草状况并不乐观”。

近来，中国人民银行就征信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一定程度上在征信领域可以保护个人信息；正在修订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有望增加保护个人信息条款。这可谓是个人信息保护的“福音”。

在莫于川看来，什么时候，当个人信息被侵犯，人们会像购买一件商品受害时即刻想到“12315”那样，“保护个人信息的制度建设才达标”。

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从书面法条走到实处，需要时间”。沈彬说。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