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个案无疑刺痛了社会的神经，尤其是唐福珍的自焚，更是将自己的身体端上了制度检讨与反思的“祭台”，再次让沸腾的舆论对暴力拆迁发出了集体声讨。法治社会，原本对于任何社会冲突都应退守法内途径解决，“以暴制暴”显然不是一个成熟公民所选择的维权方式。无论是手持利器相向，还是以自焚相挟，莫不是采取了极端化的暴力手段对抗执法，并非现代法治所提倡的行为导向。但是恰如论者所言，以死相挟乃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在与公权的对抗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公民个体宁愿选择“以命相博”，足以折射出我们的制度框架内利益疏导机制的某种梗阻，以及背后整个权利与权力生态的恶化。

　　 这里，我们不得不发出最深刻的质问：什么样的权利值得人用生命来捍卫？唐福珍的自焚，被当地官方解释为“暴力抗法”，和平路径下的维护私产的确理应拒绝这种形式的公民暴力；然而，对于我们这个向来只有“顺民”传统的国度，现代公民的这种“戾气”又从何而来呢？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种以权力为动力的“推土机经济”大行其道，房屋拆迁所蕴含的巨大利益促使公权力喜欢上了与开发商合作，在“公共利益”的华丽借口下将公民的私产兑换为自我牟利的“肥肉”。于是，迁拆中原本应区别对待的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被刻意混同，在缺乏“正当程序”与“公正补偿”的前提下，公民“服从的义务”被强调到极点，“不服从的权利”受到强力挤压，使得单个公民的财产权既无法抗衡国家权力，也无法抗衡有权力背景的开发商。由此，“野蛮拆迁”与“暴力反抗”就成为近年来城市化改造历程里始终抹不去的关键词，公民财产权与国家公权的紧张关系从一开始就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例如在2009年11月27日贵州博宇房地产公司的一次拆迁中，“数十人携带钢管、撬棍对9家住户8间门面进行暴力拆迁，同时非法拘留13名住户”。而在成都自焚事件中，执法人员也是精心挑选凌晨5时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将整个楼围住并开始砸门冲进楼里，“都是穿迷彩服的，有的拿着盾牌，有的拿着钢管，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打”。

　　 可见，当我们把每个个案置于整个城市化背景当中，就能看出拆迁中官民冲突的根源并不在于公民的“不合作”，而在于政府权力对公民私权的近乎暴力性“掠夺”。在公民个体与国家公权以卵击石般的利益抗争中，恰恰是先有“公权暴力”，才有救济渠道闭塞下的“公民暴力”。而这种暴力一再上演，暗示出一种令人窒息的法治困境：我们纵然在宪法上确立了对公民私产的保护，也出台了“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物权法》，但是对公权约束的失软依然无法遏制暴力拆迁现实下的种种悲剧。例如，国务院《拆迁条例》赋予了政府有关部门强拆的权力，根据法治原则，这种可以剥夺公民的自由和合法财产强大权力，最终应当为相对人提供救济。但我们的规定是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即便是诉讼期间也“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这无疑将身处弱势的被拆迁户置于“无救济”的地位。

　　 国旗飘飘，宪法赫赫，从北京到重庆再到成都，正义伸张的结局如此不同。所以，要有效舒缓房屋拆迁引发的权利与权力的紧张关系，还必须从权力制衡、司法救济等那些最基本的法治常识重构开始。否则，公民在面对公权迫害的时候，通过自杀的方式反抗也许就是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