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一位卖肝救父的青年，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一条“发财”途径，做起“肝买卖”的中介生意，从中获利。令人深思的是，他对于自己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没有太多的负罪感。

 

　　本报记者 杜晓 本报通讯员 邱志英 吴静

 

　　一直认为自己卖肝“合情合理”的柳盛，在看守所等待案件开庭时，慢慢意识到自己“犯法”了。

　　由于举报，介绍肝脏买卖的柳盛被抓获，此案已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柳盛涉嫌的罪名是非法经营罪。

 

　　卖肝救父“悟出”生意经

 

　　柳盛，生于1984年，初中文化程度，四川省某地农民。

　　将上衣撩起之后，柳盛露出了上身一道长约60厘米的弯月形疤痕，这是他卖肝后留下的痕迹。眉清目秀的他，面对《法治周末》记者侃侃而谈，口才上佳，思路清晰。

　　2008年10月中旬，因为父亲得了重病，家里着急用钱，柳盛决定卖肝救父，便找到一个有需求的人。

　　对方了解了柳盛的基本情况后，与他协商，最终达成协议，一个肝4.5万元。接着，柳盛以患者亲属的名义在北京一家医院做了肝切除手术。

　　此次卖肝经历，让柳盛找到了一条“发财路径”。

　　“手术后，在北京养身体的这段时间，我就想自己做(卖肝生意)，挣些钱。”柳盛说。

　　事有凑巧，“买”柳盛的肝的那位患者给柳盛又介绍了一位肝癌患者，这位患者就请柳盛帮助寻找“肝源”。

　　2009年2月，他认识了一个叫做“阿阳”的人，称可以为其提供肝移植供体。

　　阿阳，生于1985年，重庆籍农民。曾长期混迹于河南省郑州市，没有固定工作。

　　阿阳认识柳盛之后，开始琢磨如何提供供体。阿阳在河南某地租了一套三居室，决定把这间房子作为“据点”。

　　“柳盛说，所有供体的费用都是他出。关于我的酬劳问题，他说不会亏了我，但又没有说明具体给多少钱。我觉着反正也没有事做,就同意了。”阿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我就先去看了一下，看到阿阳那里确实有人。就给了阿阳5000元钱，让他继续干，然后就回北京了。”柳盛说。

 

　　因为“赖账”才被举报

 

　　“有卖肝的人和我联系的时候，我要带着他到医院做检查，查明血型，身体情况，看看有没有传染病，身体健康的留下，不行的就走了。”阿阳说。

　　“当有患者需要肝移植和我联系时，我向阿阳提出需要什么样的供体，他就给了我一些资料，我再联系患者家属，选定后就让阿阳带到北京。”柳盛说。

　　柳盛不但联系需要肝移植的患者，还向阿阳介绍愿意卖肝的人。

　　2009年4月初，柳盛带着一个人找到阿阳。自此之后，不断有人和阿阳联系，说是柳盛介绍的，打算卖肝。

　　杨程(化名)则是通过网络联系上阿阳的。

　　杨程，时年21岁，湖北人。

　　杨程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当时想赚点钱，就想到卖自己的器官。

　　联系好之后，杨程自己坐火车到北京，柳盛到车站接他，并安排他在某医院附近住下。

　　“我开始有点害怕，但他们说没关系，三个月以后就跟正常人一样了，我就同意了。”杨程说。

　　杨程说，不久，他接触到了肝脏的需求者谢委秋(化名)，柳盛让他假扮谢委秋的侄子，并让他熟记谢委秋侄子的身份证号。

　　他卖肝所得到的酬劳，据柳盛说，“患者给我15万元，我给阿阳5.5万元，阿阳说做完手术后直接给杨程3.5万元”。

　　做完手术后，柳盛先给了杨程2.5万元，剩下的1万元，由于各种原因，柳盛未能及时给付杨程。最终，失去耐心的杨程报警，柳盛被警方抓获。

 

　　还有患者牵入案件

 

　　杨程的述说与柳盛并不一致。杨程说，他在向柳盛索要剩下的1万元钱时，曾被柳盛带人殴打，但柳盛矢口否认。

　　此外，杨程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柳盛和阿阳后来似乎也闹翻了。

　　牵进这起案件的，还有患者谢委秋。谢委秋，男，时年46岁。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2009年5月，医生说，他必须换肝才能保住命。

　　“当时我就想找一个人为我捐肝，但又不知道去哪儿找。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别人说，医院有专门为我们这些需要器官的人找‘器官源’的人。后来，我在医院散步时，正好碰上一个人(就是柳盛-记者注)。他对我说，能帮我找到供体，但要我出十几万元，我当时就同意了。”谢委秋说。

　　杨程就是这次的供体。在柳盛的指使下，谢委秋让妻子回到河南老家，在当地派出所开了一个证明，证明杨程与其系叔侄关系。

　　“手术前，医院也问过杨程与我的关系，他说是我侄子，后来，医院也就没再问过。”谢委秋说。

　　据谢委秋说，他一共给了柳盛约15万元，是他妻子分三次给柳盛的。

　　“我听说，开始说好给供体4万元，可后来才给了2万元，我当时很生气，但也没有办法。”谢委秋说。

　　《法治周末》记者从谢委秋的妻子那里得到了证实。

　　“开始给的4万元及后来给的5万元，是我们自愿给的，最后那6万元，我们本来是想给供体的，但那男的(柳盛)找到我，让我把钱给他们，还威胁我们。我们很害怕，所以才把剩下的6万元钱给了他们。”谢委秋的妻子说。

　　“谢委秋是2009年5月进行的手术，杨程与患者自称是叔侄关系。手术前，我找到杨程进行了单独的谈话，确认杨程为自愿捐赠肝脏者，并且杨程本人承认与谢委秋是叔侄关系，而且当中没有金钱交易，并且向医院提供了其原籍派出所提供的身份证明及关系证明。”该手术的主治大夫说。

 

　　器官捐赠法律尚待完善

 

　　办理此案的检察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此案的被告人违反国家规定，进行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其中，被告人柳盛、阿阳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根据刑法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全部犯罪处罚。

　　令人深思的是，柳盛对于自己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并没有太多的负罪感。

　　“被抓进来之后，我才意识到自己犯法了。之前我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有人想卖，有人想买———最后的结果的确是救了患者的命，患者也给点钱作为补偿，卖器官的人也解决了自己的现实困难。”柳盛说。

　　人体器官买卖向来被视为对人生命权的极大蔑视，为人所不容。我国在2007年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买卖人体器官，不得从事与买卖人体器官有关的活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遗憾的是，条例没有详述最为紧迫和复杂的器官捐献与分配问题。

　　“器官来源长期奇缺引发暗箱操作，给变相买卖器官的行为以可乘之机。还有所谓的有偿捐赠，实际上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其结果就是，名为捐赠、实为买卖的当事人获得了非法利益。”

　　这位专家进一步指出，结合我国国情，国家可以以立法的方式，在充分尊重公民真实意愿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制度的设立，给予器官捐献者某些现实的和预期的利益。

　　卫生法专家卓小勤呼吁，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关于器官捐献的专门法，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范捐献移植人体器官的程序，采取激励原则与法定同意原则，确定捐献者及患者知情同意的权利和保密的原则，并规定法律责任。

　　柳盛一度觉得自己所做的事是合情合理的，有人曾经这样问过柳盛：“那你觉得是自己错了，还是法律错了？”

　　柳盛说，“这个问题有点深奥，我回答不上来。”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