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清晰的政府定位、开放的政府思维以及先进的资源配置意识，让深圳走在了中国前列，这个以往的经济之都正在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重新定位。

　　

法治周末记者 李亮

 

　　北京的政府部门将出资上亿元，购买300个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项目。这是近日召开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推介展示暨资源配置大会”上传递出的信号。

　　业内人士认为，这意味着，北京政府正在由大包大揽的“全能型政府”向着分工精细的“服务型政府”高调转身。

　　会议中的一个深圳事例引人关注。主角是一位叫徐景安的老人，他在去年成立了一家名为“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这个旨在为市民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公益组织，得到了深圳市民政局的支持。

　　“政府很难做到这些。”徐景安谈到政府“购买服务”的初衷时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同样意识到这点的还有深圳市的政府部门。在政府职能转移的大背景下，深圳市的政府机构向社会输出了越来越多的公共事务资源。

　　正因为此，清晰的政府定位、开放的政府思维以及先进的资源配置意识，让深圳走在了中国前列，这个以往的经济之都正在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重新定位。

　　解剖深圳，即可获得中国政府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及政府公共职能转型的最佳样本。

　　“‘政府购买服务’这一理念，应该是在国家大部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逐渐深入的。”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管理服务处处长易玉琨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推行大部制同时就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己任，从而使得政府权力得以规范、回归公共服务。也意味着，大包大揽的全能型政府要转型为服务型政府。

 

　　幸福研究院院长

 

　　深圳将是什么？

　　每一个深圳人恐怕都装着上百个答案。但在69岁的徐景安眼中，未来图景不需太复杂———深圳要做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深圳由政治本位变为物本位；现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要由物本位变为人本位。”说这话的徐景安另一个身份是中国幸福研究院院长，在他的研究中，未来的深圳乃至中国不应再过于重视经济GDP的意义，而要将目光投在幸福GDP的发展上。

　　他搜集的数据显示，我国1亿人有心理问题，严重精神病患者1600万人，在疾病排名中已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而跃居首位。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即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

　　“这些数字都来源于国家政府机构的公开数据。”徐景安说。但遗憾的是，“却很少有人能注意到这些。”

　　在徐景安的推动下，2005年浙江省金华市情感护理中心成立。至今，金华的这个“情感热线”接听、接待来电来访7800多人次、5300多个小时，处理了20多起自杀或报复杀人等突发事件。

　　但徐景安想在深圳照搬金华模式时，却遇到了困难———登记注册民间社团，需要找到主管单位，情感中心却迟迟找不到“东家”。“没有单位愿意多一份管理任务，多承担一份责任。”徐景安说。

　　最终，还是深圳市民政局为徐景安亮了“绿灯”，以民政部门“代为主管”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2009年4月28日，徐景安创办的“深圳市市民情感护理中心”启动，开通了免费热线0755-88851085，寓意“帮帮帮我一定帮我”。

　　情感中心成立1年零3个月以来，共得到了深圳市民政部门的百万元资助，这笔钱被称为“政府购买服务”的费用。

 

　　“有些项目是政府想不到的”

 

　　2009年5月30日，情感中心接到一位中年男子的电话。这名到深圳8年的男子是一位公交车司机，因工作时迟迟不能调班，感觉活得太累，想与车队队长同归于尽。

　　情感中心的心理咨询师先在电话里安慰，然后约其到中心面询。在细心的开导下，这位公交车司机放弃了同归于尽的想法。

　　不久后的6月23日，广东省惠州市的一名公交车司机因为同样的原因，开着巴士车冲向闹市区，连撞28辆车，酿成5死11伤的惨剧。

　　今年发生的6起校园凶杀案后，整个社会为之震撼。一名深圳保安员致电情感热线称他很理解这些行凶者，“现实社会不公平，我家遭遇不幸，到处求助遭冷漠，我报复社会的想法挥之不去”。

　　经过情感中心对其三次疏导后，这名保安员内心积攒已久的怨恨得以释放，最终放弃了极端想法，并承诺今后不会采取极端行为。

　　而他的妻子由于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看病途中夭折，精神上受了刺激，在富士康打工期间，多次想跳楼自杀。

　　从政府立场来看，徐景安以及他的情感中心将社会矛盾防范于未然，这显然要好于事后弥补、亡羊补牢。

　　2008年，深圳市公益金评审委员会议决定，在彩票公益金支出计划中安排了“向社会组织和相关机构购买服务”的专项经费。

　　随后，情感中心以“市民情感护理与心理援助”项目申请此项经费，第一批一同申请的有130多个项目，经过严格遴选后，符合资格的只剩下16个项目。其中之一的情感中心的项目获得了50万元的资助，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与其签订了一份“购买服务合同”。

　　“这可以看作是政府购买了一个项目，然后把这个项目交给这家民间组织去做。”民间组织管理局综合信息处副处长杨志说。

　　第二批项目申请时，情感中心又以“情感护理进企业”项目获得了政府资助费29万元。

　　于是，情感中心走进了深圳农产品股份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深圳机场集团公司等企业，但就是没有走进富士康。

　　没多久，富士康跳楼事件发生，舆论哗然，但这恰使政府看到了企业内部员工情感缺失的危害。

　　“有些项目是政府想不到的。”杨志翻着审批通过的项目名单对《法治周末》记者说，“比如关注自闭症儿童的项目、关注网瘾青少年的项目等等，这些项目也只有有爱心的专业人士才能做到”。“若政府自己操作这些事情，势必需要很大的成本，而且在有些项目上也力所难及”。

 

　　更多公共事务接受“订单”

 

　　更多的公共事务正在变成商品接受深圳政府的订单。

　　42岁的范军在深圳成立了一家公众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这是家专业向政府提供公众参与服务的民营企业。

　　2006年8月，深圳市规划部门要编制深圳市的总体规划，当时规划局的领导决定，规划期间一定要做公众参与。

　　“政府找不到合适的机构来做。后来，规划局找到了我，我就带着一个团队试了一下。做完之后效果还不错。”范军说，当时政府和公众力公司签了一份“购买服务”的合同，在付钱之后，这种模式渐渐成为双方合作的常态。

　　慢慢地，在处理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决策时，公众参与的程序正在逐渐成为各级政府的习惯。

　　每个项目要价约为10万元，“购买我们的服务，政府一定会觉得超值”。在范军看来。公众力公司的优势在于，策划更有创意、信息更加多元以及公众参与语言“少了官话套话、多了民间语言”。

　　公众力公司至今已有4岁，并成立了风险社会研究咨询所，专对政府管理中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预警。

　　今年4月，公众力公司所在的福田区出台了《关于完善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的实施意见》，明确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六大类政府公共服务外包，以降低行政成本，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政府购买服务的预算和信息将向社会公开发布。

　　据悉，福田区2010年政府购买服务项目金额合计约17.3亿元。

　　2009年10月，广东品然律师事务所的7名法律工作者进驻福田区华富派出所人民调解室，为群众提供24小时免费法律服务。

　　另一个深圳事例是，自2007年以来，深圳市一直在探索由民间提供社工服务，政府埋单的形式来构建专业化的社工队伍。这种模式被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中国社会协会社会政策专业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在今年初评为“中国社会政策十大创新”举措。

 

　　“官退民进”

 

　　“这样的事情在20年前还不可想象。”曾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的徐景安说，如今的深圳政府执政意识已经越来越开放，以前大包大揽的公共服务现在逐渐走向市场。

　　地方省市都在朝着改革目标前进，包括了“政府购买服务”这一执政思路的变化，深圳为此及时出台了系列配套的政策法规为其增加了法律依据。

　　深圳市在去年8月出台了大部门制政府机构改革方案，随后又在今年的3月17日，实施了《深圳市推进政府职能和工作事项转移委托工作实施方案》，其中开篇明义地提到，“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对于凡是社会能够自主解决、市场机制能够自行调节、行业组织能够自律解决的事情，“都要转移委托出去”。

　　以“政府购买服务”中的“社会组织服务”为例，民政部门在彩票公益金里面，专门划出一部分作为购买服务的种子基金，截至目前，民政部门已资助社会组织服务项目共约2000万元。杨志透露，今年的公益金划拨款项已经通过了3000万元。

　　“此前深圳一直着力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却长期是三者关系中的‘短板’，目前深圳要做的正是要补齐这块‘短板’。”易玉琨说。

　　易玉琨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来弥补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政府和社会组织要分工明确，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社会组织提供个性化的公益服务，“官退民进”是发展的大趋势。

　　2008年，深圳市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规范深圳市社会组织的意见》，此后又根据意见制定了三个配套方案，其中包括《深圳市推进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试行)》，明确对于政府分离出的或新增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通过政府采购等法定方式，向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购买。

　　虽然近年来深圳市政府部门在购买服务上取得的成绩显著，但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易玉琨说，首先从立法上还要建立一个完善、细化的机制，目前的机制都处于探索阶段，尚不能对政府购买服务的行为作出全面的控制。

　　另外，由于目前民政部门的资助费用为彩票公益金，财政上并无明确的“购买服务”专项预算，如何在体制中实现公益金和财政预算的对接是亟需解决的难题。

　　虽然在政府购买服务后，民政部门制定的监管措施异常严格，但在杨志看来，深圳仍然需要制定更为全面、更为严谨的监督机制和细化的罚则。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