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评论员 郭国松

　　从冤狱案的受害人到“公民代理人”，饱尝11年冤狱之苦的河南汉子赵作海，其人生历程转换可谓天翻地覆、大落又大起。

　　赵作海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找他，“有时候听人说案子，从早上五点说到晚上十二点”。正是看中了赵作海可能带来的滚滚案源，目前已经有云南、四川等地多家律师事务所与赵作海谈妥了合作事宜———由赵作海在各地揽下案子，再交给与他合作的律师事务所。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经过法院许可的不具有执业律师资格的普通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既然公民作为民事诉讼的代理人是法律规定的合法行为，赵作海的“公民代理人”身份无可指责。

　　问题是，赵作海又是如何以代理人的身份出庭，并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虽然法律来自于常识，但就像“文学来自生活，高于生活”的道理一样，法律自然也是常识的升华，更涉及到复杂的专业问题，在成文法的中国，仅仅是法律条文的应用，就不是赵作海能够解决的难题。而不懂法律的具体规定，在法庭上无异于“瞎子摸象”。

　　对于“公民代理人”这个法律概念，赵作海是这样理解的：“公民代理人就是别人跟我喊冤，我去法院帮他说说。我给他们壮壮胆子。”“大堂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听双方的意见，看谁讲理。”“我到法庭上听听，看看。我是一个受过冤枉的人，我起一个监督作用。我认为，一个法官做事要稳重。不能再像对我这样，再判错案。要对群众负一定的责任。我当了代理人，我进了公堂，就能听听法官说什么，也能给他提个醒。”

　　看起来，赵作海俨然“青天大老爷”，他出现在法庭上，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诉讼代理人，而是一种特殊的筹码，是一种可以用来威慑法官的力量。他甚至超越代理人的身份，成为法庭的“仲裁者”。从媒体的报道来看，赵作海帮人打官司的想法其实很单纯：因为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后来有机会平反昭雪，对可能的错案更加心存警惕，同时对那些有冤无处申的当事人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希望助他们一臂之力。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没有任何恶意。

　　但是，在赵作海的背后，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利益链条，不仅有一位叫蔺文财的人充当幕后推手，而且还有相关律师事务所看中了他身上的“符号性价值”。事实上，赵作海身上的“符号”，就是在当今中国个别地方司法不公正现象实际存在的大背景下，一个被戕害的公民，一个打着深深的冤狱烙印的受害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的赵作海竟然成了司法公正的保障。因此，我们真正值得检讨的或许不是赵作海，而是司法的权威，是人们对司法权的不信任。

　　赵作海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给院长说了”。赵作海“给院长说了”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毫无疑问，那些律师事务所与赵作海合作的动机，就是希望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通过对赵作海行踪的报道，进而对他们所代理的案件产生舆论围观的效应，从而对司法机关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进一步地说，倘若当事人在打官司之前，先找赵作海之类的人物吓唬一下法院，才能获得底气，这种司法形象和公众对它的极度不信任无疑让人感到悲哀。照此下去，司法必然将陷入恶性循环———越是蔑视司法，司法就越是没有权威；越是没有权威，人们就越是不信任司法；越是不信任司法，就越是要以各种手段干预司法，长此以往，司法公正也就无从建立真正的制度性保障。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