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人无奈呼唤证人保护制度“给力”
　　
　　本报特约评论员黄春景
　　
　　东莞卖艺残疾老人王秀勇，因绘制“扫黄打虎图”协助警方扫黄禁赌而一举成名。之后他多次被电话恐吓，被迫搬离出租屋，被报复者打掉了四颗牙齿。随着身份的暴露，也断了他街头卖艺的唯一生计。平安夜，老人怀揣着东莞警方救助的8000元，踏上了回山东老家的火车。
　　
　　“其实我并不想离开东莞”，这是王秀勇表露的无奈和无助，如果我们的举报制度完善的话，王秀勇就不用屡遭恐吓、四次搬家、断了生计，决定回家。近年来，虽然举报人保护制度被提上议事议程，但其软弱无力已是有目共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那些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远的不说，就拿12月27日来说，浙江乐清“上访村主任”被大车轧死，更是将举报人的无奈演变成一出悲剧。
　　
　　追根溯源，举报人保护制度的软弱主要体现在：一是无专门的举报人保护法和保护机构。在司法实践中，容易导致职责不清，相互推诿，出现谁都有权保护举报人，谁都不能真正保护举报人的尴尬局面。二是保护范畴过于狭窄，其保护的概念亦是非常模糊，缺乏明确的认定标准，也没有明确赔偿的标准。三是保护手段相当的疲软。许多时候，都是举报人遭到伤害之后才跟进，尽管事后对行为人会依法严厉制裁，但给举报人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
　　
　　从种种迹象来看，与其说是王秀勇的无奈选择，毋宁说是举报人保护制度的软弱在作怪。当下，举报人保护制度的条文仍然过于分散笼统，还不够统一，仅是一些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并不能给举报人提供足够的保护。老人一句“其实我并不想离开东莞”，道出了举报人保护制度的软弱，衍射出举报人保护的法律空白，仍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