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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首立功如何左右刑罚
媒体来源: zhou 法治影响中国

  法治周末记者 李恩树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郑小琼

  201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这被认为是最高法院1998年出台的关于自首和立功相关“司法解释”的“解释”。

  意见从8个方面对1998年至今12年来,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自首立功新问题作出了“解释”。

  这些“解释”中不乏曾激起社会热议的问题,如交通肇事中的自首认定,“大义灭亲”的自首争论,以及立功范围的模糊门槛……自首和立功,这种刑事审判领域最为常见也十分复杂的法律问题,随着意见的出台,其进步意义被广为肯定。

  “虽然意见并没有突破当前的法律规定,只是从实际操作角度进行了细化,但这已‘非常必要’。”著名刑辩律师田文昌说。

  这甚至被看作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制度的顺延,对正确处理犯罪问题,进一步提高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意义重大。

  但意见距离法律实务界人士所期望的还略有距离。不足之一,是意见还未细化,法律模糊地带依然存在。而正是自首和立功这些模糊的边界,导致司法实践中存在无意或有意的法律难题,甚至权力寻租所引起的司法滥用同样不能忽视。

 

  交通肇事自首被统一

  自首的规定最早见于我国1979年刑法第63条。1997年刑法大修后,第67条规定了自首的两种情形,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以及第二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在“自首”的表述中,何为“自动投案”,业界一直存有争议,尤其在交通肇事领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阮齐林介绍,交通肇事后,由于保护现场、报警送医是肇事者的法定义务,其报案行为算不算“自动投案”,是否适用“自首从宽”理论,一直争论不休。

  近期一审宣判的一起广东佛山案件颇为典型。2010年1月佛山一起交通事故后,肇事司机为了抢救伤者,决定开车将其送到医院,再回到现场接受调查。结果交警认为他没有保护现场,应负事故全责。

  在这起争论中,法院作出了支持交警处理决定,但酌情减少对肇事司机处罚的判决结果。

  事后,有律师分析,交通肇事中对于自首的认定要放宽,这样的案件可以算做“自首”减轻处罚。

  类似案件并不少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仅在审理此案件的基层法院辖区,全年就有类似的案件20余起。

  一位署名“老司机”的网民表示:“撞了人,救人不对,逃逸不对,又要救人又要保护现场,报警后还不算自首,没有经验的司机该如何是好!”

  如此情况并非鲜见。近期安徽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肇事司机送伤者就医,与此同时,其朋友打电话报警。警察赶到医院时,司机供认不讳,但紧张的司机对报警之事并不知情,忙乱中其朋友也没告知。

  到法院审理阶段,对于肇事司机是否成立自首,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此前,对于交通肇事中的自首认定,各地标准不一。一些开放的城市,比如北京,就把肇事者保护现场、报警送医的行为算作自首,有些地区则不然。”阮齐林对《法治周末》记者说,“但欣慰的是,意见出台后,交通肇事中的自首认定难题将有统一标准。”

  解读意见可以发现,对此前自首中争议较多的“自动投案”进一步作出了调整,受热议的“交通肇事”也在其中。

  意见规定,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应认定为自动投案。同时,意见也考虑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肇事者的法定义务,所以对构成自首的“是否从宽、从宽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

  意见也规定,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处罚的幅度。

  最高法院刑一庭庭长周峰接受采访时对此解释说,发生交通事故不逃逸的,是在7年以下量刑,如果有自首情节,是在7年以下这个幅度从轻处罚;若是逃逸之后再自首,就得在7年以上15年以下这个幅度从轻处罚。

  但在“酒后驾车”入罪之后,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北京律协刑事诉讼委员会秘书长李肖霖律师担忧,有人借此逃避责任。由于酒驾肇事后果更严重,所以酒驾肇事后故意逃逸,等酒精散去后再回来自首,执法机关就难以判断,“就此方面的自首认定,恐怕仍然需要进一步补充进去”。

 

  辩解影响自首认定

  相比较1998年5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意见另一个变化在于收缩了“大义灭亲”中关于自首的认定。

  1998年司法解释规定,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视为“自动投案”。

  在此司法解释之前,学界一直为“要‘大义灭亲’还是要‘亲亲相隐’”争论不休。该司法解释实施后,“大义灭亲”得到法律支持。

  2010年9月2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通过了相关文件,在量刑上支持“大义灭亲”,但实施不久,就遭到支持“亲亲相隐”的学者“口诛笔伐”,认为此举违反最基本的人伦亲情,易导致社会矛盾。

  “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感情,法律应该保护这种基本的人性。”李肖霖认为。

  意见作出了变更性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

  阮齐林猜测,最高人民法院可能考虑到由亲友“规劝、陪同”并不能算作法定的“自动投案”情节,于是就作出更改,变为“参照”自首的规定“酌情从轻处罚”。

  “但这显然和自首是两种性质的情形,嫌疑人通过自首可以获得法定减轻处罚的机会,但从轻处罚却是酌定的,相差很多。”阮齐林说。

  李肖霖也指出,因为“从轻”不能超出法定的约束范围,比如3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只能在“3年至5年”内“从轻”,法律中只有“减轻”和“加重”才能超出范围。

  除去“自动投案”,“自首”的另一组成要件是“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1998年司法解释对此的解释是“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但何为“主要犯罪事实”,司法实践中却经常因对此的模糊认定导致自首的标准不一。

  因此,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是,自首的犯罪嫌疑人不能对罪行辩解,否则就不算自首。田文昌指出,这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被很多法院所认同———辩解即失去了自首的机会。

  田文昌认为,不能因辩解而否定如实交代,辩解也不影响自首的认定。比如,嫌疑人向司法机关交代其杀人的事实,但又强调是正当防卫或者意外事件,“这种自我辩解不能否认他交代行为事实的态度”。

  “但这一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很好解决。”田文昌说。

  河南法院网曾公布一个普通市民关于自首的提问以及法院的回答,十分典型。这位市民的表弟入室盗窃1200元现金被失主发现后逃跑。其后来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交代了其犯罪行为,并称自己犯的是盗窃罪。但公安机关却认为该嫌疑人犯有抢劫罪,其没有如实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因此不构成自首。这位市民对其表弟是否构成自首疑惑不解。

  法院的答复是,根据2004年4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是否影响自首成立问题的批复》规定,被告人对行为性质的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虽然有此答复,但也有不少法院依据1998年司法解释的规定“开庭时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来否定自首行为。这样,自首的嫌疑人往往面临失去辩护权利的风险。

  对此问题,意见在“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方面有了相对明确的范围划定———除供述主要犯罪事实外,还应包括姓名年龄、职业、住址、前科等情况;若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标准为“已交代的犯罪事实与未交代的犯罪事实的危害程度”。

  即便如此,田文昌认为意见这一点还应该进一步细化明确。

 

  自首立功或被“不当轻判”

  中国的司法体制下,自首和立功的意义非常重大。阮齐林将其形容为“后悔药”,给犯罪嫌疑人一个事后弥补的救济渠道。

  “中国刑事制度的特点是加重犯多,法定最低刑设定高。”阮齐林介绍,比如受贿罪,刑法规定,受贿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徒刑。如此看来,受贿1000万元和受贿10万元的都在这个量刑范围内,有些时候就会造成判决不合理的情形。

  “有时法官也觉得10万元判10年以上不合理,但他没有法定的减轻处罚权,只能在涉案金额上下功夫,比如把受贿金额认定为9.99万元。”阮齐林说,而自首和立功则给了法官一个法定的减轻处罚权,也给了犯罪嫌疑人一个法定的减轻处罚的机会。有减轻处罚的法定情节,这在严刑峻法的我国,对合理的量刑非常重要。

  但也有人士担忧,正是因为自首和立功对量刑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了追求法定的减轻处罚权,法官或嫌疑人是否会滥用自首和立功?

  2008年的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中,犯罪人付成励被法院判处死缓,缘由之一便是其有自首情节。

  实际上,在以残忍手段弑师之前付成励就已谋划好杀人后自首投案。事发后,对判决结果有两种声音出现,一种认为付是在利用自首制度,法律不应当给予轻判;另一种则认为不管初衷如何,其投案确实节省了司法资源。

  受贿两千多万元的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在2010年12月28日收到了一审判决,陈以受贿罪被判死缓。

  在这起数额巨大的受贿案中,法院认定陈光礼有自首和立功情节,源于陈被捕后,“主动供述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全部犯罪事实”,同时“积极检举他人”,“有立功表现”。

  但陈光礼被逮捕前,其在双规期间,就已经向办案机关交代了收受单位或者个人贿赂,并检举他人的犯罪事实。

  就在陈被双规期间,“两高”于2009年3月19日正式发布实施《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

  其中规定,“没有自动投案,在办案机关调查谈话、讯问、采取调查措施或强制措施期间,犯罪分子如实交代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所针对的事实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其发布后,“两高”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解释说,在被纪检监察机关采取“两规”、“两指”措施期间交代罪行是否认定为自首,地方上意见分歧很大,有的不加区分地将犯罪分子在纪检监察机关调查期间交代问题的一律认定为自首。

  “因部分职务犯罪案件是经纪检监察机关查办后移交司法程序的,这样就直接导致了相当数量的案件被不当轻判。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就是在“两高”立法严打“不当轻判”的背景下,陈光礼案中的自首认定引起争议,人们质疑陈双规期间的供述和逮捕后的供述之间的边界是否划清。

  此类案件不在少数。2003年8月,广州市公安系统干警杨某被控犯盗窃、受贿、贪污三罪在广州天河区法院受审。庭上,他承认了检察机关指控的全部事实,但辩解自己在“双规”期间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属于自首。2003年10月,天河区法院最终认定了自首情节,一审对杨某作出从轻处罚,对其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相比较自首来说,阮齐林认为立功要更为从严,“因为立功是出卖别人,有违基本的人伦道德的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毒品犯罪以及数额巨大的职务犯罪窝案中,立功的作用明显,但也存在被滥用的风险。

  针对此,意见就立功线索来源、“协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立功线索的查证程序等多个方面的认定进行了进一步地明确。

  即便如此,田文昌仍认为意见中关于立功的表述应该更为周全。田文昌曾遇到一个案子,被告人向司法机关提供了另一犯罪嫌疑人的正确住址,但干警抓捕时却正巧扑空,后又通过被告人家属的协助最终将其抓获,最终这不算作被告人的立功情节,理由是“不是本人协助,是家属协助”。

  田文昌认为,被告人提供正确线索已经构成立功,家属协助只是一种辅助作用,不应当因此而否定立功的成立。“由于我们的司法水平还很有限,因此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更显得必要,而目标就是要尽量减少歧义”。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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