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话语
　　
　　在“毒豆芽”、“墨汁粉条”、“染色花椒”等一批食品安全案件被披露后，北京、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推行食品安全整治区（县）长负责制。吉林开通24小时投诉举报热线，聘请1300名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监督。
　　
　　食品安全红灯频现，其实反映出的是社会治理能力。近来专项治理的风暴刮得很猛，所谓“新政”频出，但是暴风骤雨纵有一时之效终难治本。包括将食品安全纳入政绩考核，首先也不过是少数省市在推行，其实效也尚未得到检验。
　　
　　不否认，按照中国国情，凡是纳入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的事项，地方上一定会重视，官员不敢怠慢。从这个角度上说，一些省市将食品安全工作纳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确实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但是现有的政绩考核体系，无非重“数字”，更多只是表象和形式上的反映。所以，并不能因为食品安全纳入了政绩考核就可以从此乐观。
　　
　　另外，通过对一把手的政绩考核保障食品安全，其治理思路过分迷信权力，而非对监管体制的完善和重塑，即便效果短期明显，付出的行政代价也是高昂的，效率绝不敢恭维。而且，所谓政绩考核，到底考核到哪个层级，考核的指标又占多少，都是未知数。政绩考核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何况现有的考核体系本身问题不少。而如果一票否决，现有的体制之下，只会导致食品安全事故被大量隐瞒，更不利于实现食品安全和社会稳定。
　　
　　因此，所谓政绩考核作为内部监督，本身就很难取信于民。应该承认，仅靠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权力重新划分，还远远不能满足公众的期待，更不能实现有效治理。其实，食品安全真正的治本之策并非没有，无非就是赋权于公众，放开社会监督（包括舆论监督）。经历多次事件之后，我们当反思食品安全体系的构建，不能再局限于行政体系内部的修补，必须尽早摒弃“关门监督”思路，建立起全社会的综合监督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