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权与女儿合影

退休后的左太北

　　母亲40年不言父亲故事 11封迟来家书成最大遗产
　　
　　左权之女:父亲一生都在践行抗日誓言
　　
　　本报记者 赵雪浩 文/图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这是69年前，朱德总司令为悼念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时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将军，所做的一首感人肺腑的悼诗。
　　
　　“我2岁时父亲就牺牲了，但60多年来从父亲战友的回忆及撰写的纪念文集中，从父亲所写的家书及他在抗日战场上写的40多篇文章中，从父亲战斗过的地方的广大群众的亲切描述里，我慢慢读懂了父亲。”已经年逾古稀的左太北，想起自己“并没有直接印象”的父亲时，深情地对《法制周报》记者说，“他这一辈子都在践行自己的抗日誓言，他是全中国人的民族英雄，但更是我的慈父。”
　　
　　言及此，左太北数度哽咽，良久不语。
　　
　　迟来四十年的家书
　　
　　……你爸爸给我的11封信饱含深厚的爱及对团聚的渴望。信中几个地方都提到我们的感情是很深的，体会到爱与被爱的幸福。如果没有1942年5月的麻田之恨，日寇投降后，我们一家会很美满的……如果说留遗产的话，这11封家书就算留给你的遗产了。——摘自母亲刘志兰给女儿左太北的信
　　
　　如果人生真的是由一个个重要节点来起承转合的话，那么1982年对于当时已42岁的左太北来说，可谓其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这年的5月，母亲带着我从北京出发，一路坐火车前往河北邯郸，去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祭奠父亲。”2011年6月19日，在北京三里河一区的一间普通居室内，71岁的左太北对于近30年前的事情记忆犹新，“一路上母亲都没怎么说话，但到了陵园，她在父亲墓前失声痛哭。”
　　
　　母亲的恸哭，揪痛了左太北的心。结束邯郸之行回到北京的左太北，意外收到了母亲寄来的信，随信而来的还有一扎泛黄的书信。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父亲的家书，总共11封，每一封我都捧着读了一遍又一遍。”左太北向《法制周报》记者回忆说，“以前的40年，我对父亲的印象就是笼统的英雄形象，很抽象，但看到这些信，再读过后，才感受到我有一个真实的父亲，他是那么爱我。”
　　
　　父亲的11封家书，母亲的信，让左太北首次走近父母的情感世界。了解愈深，愈理解父亲为国家舍小家的献身之志，对父亲更是敬爱有加，想了解父亲的心也更加迫切。于是，左太北在退休后多次赴山西，在十字岭、黄崖洞、砖壁村等父亲战斗过的地方追寻遗迹。
　　
　　“我妈妈刘志兰从小生长在北京，她和六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左太北回忆道，母亲曾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平师范大学女附中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学校组织者之一。1936年投身革命工作，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批奔赴延安的北平学生之一。
　　
　　左太北说到这里，脸上不禁露出微微的笑意来，“就在那里，经过彭伯伯、朱老总等人多番撮合，父亲和母亲在1939年结婚。”
　　
　　“父亲和母亲在当时是一对相亲相爱、人人羡慕的革命伴侣。”左太北认真地说，“正是如此，爸爸的牺牲才给了妈妈巨大的打击。年仅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女儿，坚强地学习和工作。与爸爸仅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思念和永远的痛！”
　　
　　“可以说，我真正认识父亲是从42岁开始的。”左太北坦言，“关于父亲的故事，在1982年以前，母亲几乎从未对我讲过，我也从来没有问过。”后来照顾过左太北的彭德怀也很少对她提及父亲的事。对此，左太北理解为“经历过战争的人都不愿回顾战争”。
　　
　　三口之家的幸福日子
　　
　　“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吗？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了没有？方便时请一一告我。”
　　
　　“记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
　　
　　“差不了几天太北就一岁了。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
　　
　　“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摘自左权写给夫人刘志兰的家书
　　
　　在左太北家里桌子上放着一张醒目的照片。那是1940年8月，父亲与她的一张合影照，穿着军装的左权抱着只有3个月大的左太北，在镜头前满脸是笑。
　　
　　“这是我父亲为数不多的带笑的照片，他很多照片都是一脸的严肃。”左太北拿起照片，边看边回忆说，“父亲迄今只保留下4张带笑的照片，第一张就是这个抱着我的父女照，还有一张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照，其他两张是父亲蹲在花盆前，父亲曾在给母亲的信中解释说母亲名字里有兰，‘看到花儿就想到我的兰’，所以就笑了。”
　　
　　左权将军这些带笑的照片，大多都拍自同一个时期，那就是1940年8月，他们一家三口住在山西武乡砖壁村的一座破庙里的时间。当时左太北不足百日。那是左权37年人生中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有妻有女有家，给他戎马倥偬的人生平添了几分浪漫色彩。
　　
　　“1940年5月我出生时，父亲和彭德怀等军事指挥员住在同一个大院里，所以晚上我一哭，大家都知道了。父亲怕影响别人休息，便和母亲一起搬到破庙里，那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个真正的家。”左太北说到这里，满是感慨。
　　
　　那段时间，父亲左权白天要忙着筹划“百团大战”等军务，忙得不可开交；晚上回到家，还要安慰“因为不能工作而烦闷”的母亲，甚至半夜里亲自爬起来去河沟洗尿布，做得比母亲还细致。“我想父亲心里肯定是累并快乐着的。”左太北如是说。
　　
　　1940年8月，因左权筹划“百团大战”太忙，刘志兰带女儿回到了延安。之后左权与妻女分别的21个月，只要有人去延安，左权便托人捎给妻子包裹，内装信、物、钱，如他给女儿买的花布、毛线，托人做的小衣服等。
　　
　　疼妻爱女的左权在最后两封家书中以决绝的口吻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果时局有变，你可处置太北。”“处置”即送人寄养。
　　
　　“我能想象父亲写‘处置’我时的肝肠寸断。”左太北噙着眼泪说，“我是他心中的一个结，一份痛，一块割舍不下的心病。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父亲的那些家书，字里行间里全是对我的爱，对母亲的爱，对我们那个小家庭的爱。可是在面对家国和民族利益之前，他还是放弃为个人私利考虑，一心想着怎么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践行自己的抗日誓言。”
　　
　　父亲的抗日誓言
　　
　　“亡国奴的确不好当，在被日寇占领的区域内，日本人大肆屠杀，奸淫掳抢，烧房子……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亡我之种，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上，我们决心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准备还吃草……”——摘自1937年左权写给母亲的信
　　
　　在说到父亲的抗日誓言时，左太北掩饰不住激动地说：“其实，从1937年给父亲写给奶奶的信中就能看出来，他发誓要坚决抗日，直至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1937年12月3日，刚经历艰苦卓绝的长征，又将奔赴抗日前线的左权，在给母亲的家书中表明了自己的“抗日决心”：“敌人的政策是企图变我根据地为一片焦土，见人便杀，见屋便烧，见粮便毁，见牲畜便抢……其状及惨”。正是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暴行，更坚定了他此前的抗日誓言。
　　
　　从1924年离开湖南醴陵，左权先后在广州陆军讲武堂、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数载，1930年从苏联回国后即奔赴江西苏区，开始了硝烟弥漫的革命战争生涯。
　　
　　“虽然是‘科班’出身，但父亲从不教条，对马列主义活学活用，并很注重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很善于治军。”左太北说，“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是农村包围城市，父亲本来也是湖南农民出身，对中国农村状况比较了解，也很理解毛主席的思想，便结合前线实际写了大量的军事论著，在前线指挥具体实战中也有很好的贯彻，父亲后被中央评价为‘中国著名的游击战术创造人之一’。”
　　
　　也正如左权牺牲7年后的一个小故事一样：1949年，解放军南下，朱德总司令要求入湘部队绕道醴陵去看望左权将军的老母亲。英雄母亲才知道自己日思夜想的小儿子已为国捐躯7年了。但坚强的母亲没有恸哭，而是请人代笔撰文悼念儿子。言道：“吾儿抗日成仁，死得其所，不愧有志男儿。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牺牲一身，有何足惜，吾儿有知，地下瞑目矣！”